1986年5月，我拜访过一位先生，姓晏。他是搞词汇语法学研究的，出过这方面的专著，在语法学界也有名望。因为有一本著作与我单位的程教授，产生了署名“纠纷”，我们为此事去拜访他。
晏先生住东郊体育馆宿舍，黒瓦灰砖绿门窗，典型的老北京平房。我们一进门说明来意，他笑着欢迎，请坐!就七平米大的房间，北边两个小窗靠街，南边一张破旧的书桌，靠墙码着整整齐齐的鞋盒、食品盒和两个挤满书的小小书架，一张单人床。坐哪儿?先生不好意思地说：“寒酸呐寒酸。”从床头拖出两张骨牌凳儿，我们落座，他坐床沿。
先生谈到，他十分重视实用语法的研究，从而结识了语言学家程教授。他说程教授是四十年代北大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为人十分谦和。在学术观点上我俩都重视词汇的应用，所以合作编写《现代汉语词汇的应用研究》一书。程教授提出，这书重在帮助读者“用对，用好”常用词。首先 做词频统计，确定常用词;其次要用大量经典而生活化的例句佐证;最后用语法框架梳理。程教授为书拟出体例，我俩分字头编写，最后由程教授统稿，定稿，交出版社。程教授德高望重，为此书的出版付出的心血比我多，理应署名在前。目前，某些人议论，挑拨是非是很错误的，有资格说明这件事的只有我!晏先生那黑框眼镜后的双目炯炯有神 ，言辞恳切。
就在这时，北窗外大卡车的隆隆声震得窗玻璃直响，先生猛然起身，大难临头似的，拼命往床底下钻去…。我们惊呆了，吓坏了!卡车的声音渐渐远去，先生又从床下爬出来，拍拍灰，整整衣衫，满脸尴尬地说：“失态了，失态了!对不起!”我们一脸的懵，他坐下缓缓地说……
他说，我原本没有这个毛病的。那年的一天，学校闹哄哄的，看大字报、贴大字报的嚷来挤去。我路过操场的平台，见系主任和我最要好的一位同事跪在平台中间，脸色惨白，双手染着乌黑的墨汁垂着，挂着“黑帮、黑爪牙”的牌子。旁边站着我最喜爱的学生，手拿着皮带，就不由自主地喊道：“某某某，你不能干这事，他们是好人啦。” 我的学生瞪我一眼，说：“滚!连你一起斗。”我身边的学生扯着我赶快往外走，悄悄地说：“老师，您怎么不分场合?快回家，别多事!”那以后，我睡不着觉，闭上眼就是那可怕的场景，就是那“连你一起斗”的吼声。后来就害怕强烈的声音……医院说得了幻听症，认为世界上一切强烈的声音都是迫害自己的，危险的。唉!我真迂腐啊，神经如此脆弱，害自己成了半废人。但只要清醒时，还可以看书、写文章，我就牢牢抓住这点能力，尽量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改革开放后，我改做资料室工作，又因为上街怕汽车，被病休半退职下来，在家专心研究词汇，搞写作。
晏先生手一指，看，那些盒子里都是我看书做的卡片，是从上百万字的古今名著里摘选的，这三十盒卡片至少二三十万字吧。它们是我跟程教授共同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研究》一书(四卷160万字)的基石。
晏先生将这宝贵的半条生命，全部贡献给汉语言文化事业。我不由得走到那些纸盒旁边，浏览着来之不易的卡片。这些粗燥的纸盒上贴着拼音字头标签，词性标签，词形变化的标签。皮筋捆着的卡片纸是药盒、香烟盒、旧挂历裁做的。上面工整地记录含有某常用词的名句和出处。我边看边流泪：市场畅销的四大本著作，语言学者案头的常备书，读者翻阅、赞扬的专著，竟是从这些废纸堆里，神经患病的老人心底，枯瘦指头下流出来的啊!他抓住清醒的时光，不分昼夜地看书、抄例句、分析该词语的应用情况。春夏秋冬轮换的美景，他没法享受;城市的发展变化，他很少看到。自闭、孤独在这七平米的空间，为汉语言文化大厦添砖加瓦。
拜访的目的达到了，我们要离开了。看着晏先生身体虚弱而精神坚挺，脑子里浮出许多“如果……要是……希望……”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对晏先生肃然起敬。我们真挚地嘱咐他爱惜身体。他说，我这样子真是心无旁骛了，除了写书就是写书。下月，改装门窗，全部密封起来，隔绝外部的声音，创造一个宁静的环境，专心致志地多爬些字，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先生黑框眼镜后的双目炯炯有神，笑声爽朗。
2005年的一个秋日，金风吹来金色的消息。程教授的女儿发给我微信，描述了晏先生的近况：她父亲与晏先生的合著《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研究》，现第六次印刷，市场很畅销;晏先生在国家的关怀资助下，购买了某小区最高层楼房，密封很好，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了;幻听症大大好转，可以单独上街和逛公园了，又在为《现代汉语的常用动词例解》一书加紧撰稿。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吼他“滚开”的学生来看望了。学生一进门三鞠躬，流着泪说：“老师，对不起呀，害您得了这病…。”晏先生紧紧握着他最疼爱的学生的手，全然忘记了不快，激动地说：“朝前看，朝前看。在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下，我的日子不是很好吗?我们还会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