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听爸妈说，老家的老屋因为村里的什么项目全拆掉了，片瓦没留。
一时间，我竟有些恍惚。
自11岁随工作的父母离开牛角冲老家，三十多年来，我与老家渐行渐远。但老家的老屋一直都在。怎么说没就没了?
爹爹奶奶都在的时候，年少的我还经常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回老家。那时候自行车是稀罕物，乡村小路也很是凹凸不平，而且回老家的路基本是上坡。上坡的时候，父亲推着车走，我在旁边跟随。十几里路得走两个小时，但是从未觉得累。回来下坡路就省力多了。父亲的车速度颇快，不知怎么的，我竟然从车上颠到路边的田里去了。父亲大概越骑越不对劲，回头一看发现我不在后座，大冬天的竟然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原路返回找我。虽然受了那次惊吓，但回老家的次数并没有因此减少。
那时候，奶奶身体还好。但她很少有时间到父母的单位去。春三月的某一天，奶奶会突然大驾光临——她老人家步行十几里路，拎着一篮子新做的水菊粑来了!掀开篮子上的盖布，那些水菊粑散发着新鲜出炉的光彩，老家田间地头的清香，丝丝缕缕，沁入肺腑，诱惑着我和弟弟的味蕾。可是那些水菊粑长的实在太好看了，籼米、糯米的白和着水菊的青、灰，加上鱼啊、兔啊、狗啊各种造型，它们栩栩如生，可爱得让我下不了口。
“奶奶，这么可爱的粑为什么要吃呢?”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三月要吃这种粑。
“听老人们说三月三是鬼节，这一天夜里，野鬼出来游荡，摄取孩子的魂魄，吃水菊粑粑魂，魂粑了，孩子才健旺。”原来如此。
等到终于入口，糯而不粘，软而不踏，齿颊留香，久久不散。那种感觉，终生难忘。
奶奶去世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看、美味的水菊粑了。妈妈在城里家中做的、我在超市买的，都不是那个味。
后来，我到县城读中师。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老家看望爹爹奶奶。记得中师三年，爹爹曾因去县医院看病，顺路去我读书的学校看过我一次。他给了我五块钱。五块钱对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我坚决不要，可是爹爹坚决要给。后来到底还是收下来了，只是不记得怎么用掉的。我只记得爹爹那天穿着蓝色中山装、头发纹丝不乱、清清爽爽的样子以及看向我时慈爱的目光——顺着那慈爱的目光，我似乎回到了11岁之前。那时候，爷爷奶奶、我和弟弟，还有其他的家人们，经常晚饭后端着竹椅、拿着蒲扇到老屋前的水泥稻场上乘凉。爷爷最爱坐在竹椅上，一边和奶奶聊着什么，一边把脚搭在我和弟弟的肩上逗我们俩玩。那时候，老家的天空虽然不大，也还没通电，但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萤火虫一闪一闪亮晶晶，还有我和弟弟咯咯咯的笑声一唱一和.....
又过了几年，奶奶在家人完全没准备的情况下去世了。她去世前一分钟还在厨房忙碌。不久后我也成家立业。小叔和二叔先后搬离了老家，老家只有离休的爹爹和陪护的舅爹住。我一年也只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里回老家看望爹爹了。爹爹去世后，老家就人去房空，只剩老屋了。
二叔、小叔的新屋自然比老屋宽敞、明亮，楼上楼下，点灯电话，卫生间、热水器，摩托车、小汽车，蔬菜、水果，真是一应俱全，令人感叹。每年的“三节”，我都会去二叔、小叔家。节日里，爸爸和叔叔们聚在一起打牌、喝酒，晚辈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同辈的，除了路途最远的的弟弟不能常回家外，小我和弟弟很多的、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堂弟妹、表弟妹们都能回来，我们聚在一起闲聊，老家的老屋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偶尔我闪过回老屋看看的念头，因堂弟妹们总是说又没人住，没什么看头，只得作罢。也许他们在老家呆的时间长，不理解“少小离家”的我的感受吧，又或者他们还太年轻，不理解“老姐”对“老家”的特殊情感吧?
大前年清明节，我带儿子陪父母回老家祭祖，终于重回老屋。从二叔家新屋背后爬上一个长长的陡坡就到了老屋。陡坡还是和从前一样，没有变，石头还是那些石头，山也还是那座山，路边的那棵映山红还在，自顾自地开着。可是老屋却早已面目全非了。它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孤独地站在那里，周围全是高出它很多的竹子和树，竹笋已爆到它门前了。它的窗户那么小，门框那么窄，墙壁斑驳，砖泥零落，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儿子第一次看到新生的竹笋，很是新奇，很想连根拔起，终因力气不足作罢。我指着破败的老屋，告诉他那是我生活了11年的地方，他显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二十一世纪初出生的孩子，怎么可能想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呢?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想象父辈们的生活一样。
在我离开老家的这三十多年里，老屋一直在那里。我曾天真地以为她会永远在那里，没想到大前年清明节的那次相见竟然是最后一见。
老屋在，老家就在。老屋没了，还有老家吗?从今往后，只有梦里老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