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冬天，从小就不喜欢。
小时候，每到冬季，北风一刮，双手就冻得红肿，写字时连铅笔都握不住。晚上，被窝里的手又疼又痒，就放声大哭。母亲会扔下手里的活计，将我的双手捧在她的掌心里轻轻揉搓，安慰我说，别哭，忍一忍，等打了春就好了。
母亲的话，仿佛寒夜里擦亮的一尾火苗，让我童年的冬天有了一份期盼。
我问，打春就是春天打雷吗?母亲笑了，说，不是，就是立春了。古时候，有立春那天“鞭打春牛”的习俗，祈求一年里不旱不涝，庄稼有个好收成。
我问，打牛它不疼吗?
母亲说，那是泥做的牛，叫春牛。立春那天，人们用红绿绳编成鞭子打它，就叫打春。
耕牛和庄稼人一样，出力流汗，也没埋怨的话，谁舍得打它啊。
母亲讲述的时候，煤油灯的小火苗激动得晃来晃去，我仿佛看到了那根打春牛的红绿鞭子。
寒风早早地被母亲关在了门外，却关不住寒冷。夜深了，风也不打个盹，一会敲打窗棂，一会摇动门框。弄出很大动静。
我着急，问母亲，啥时候打春呀?
母亲眼里有了光，说，快了快了，春打六九头，再等等吧。
母亲将我红肿的双手搓得热乎乎的，痛痒感消散了许多。
母亲的手指，已经被冬天划出了深深浅浅的裂痕，这些裂痕，要伴随母亲整整一个冬天，只有打春后，才能慢慢愈合，一点点消失。
母亲的手真不好看。不像我们留着短发捏粉笔的老师的手，也不像供销社卖铅笔本子的长辫子售货员的手。母亲的手粗糙、干枯、呈黄褐色。
母亲的手并不温热，但很温暖。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枕着母亲的歌谣，我进入了梦乡。
冬夜漫长，母亲的睡眠很短。她还要给我缝制一副棉套袖，布面是旧衣服裁下来的，里面的棉絮是新的，要赶在我早上上学之前缝好。
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河，还要路过一个打麦场。
河水早就冻成白亮亮的一片，几棵老柳树蹲在河边，缩着身子与风较劲，光溜溜的枝条，来回晃动。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打春最先知道的不是鸭，一定是河边的柳。每次经过，我都会多盯它几眼，期望突然间，柳条上能鼓起一粒粒褐色的芽，长出季节的青春痘。那些凸起的小粒，比冰河炸裂的声音更令人惊喜。
一群麻雀，在打麦场里叽叽喳喳，起起落落，寻找着秋天遗落的谷粒。入冬以来，打麦场里每天都有它们的身影，一遍又一遍翻找，不放过每个角角落落。
我觉得麻雀很傻，老是在一个地方找来找去，就不知道换个地方嘛。可它们又能去哪里呢?田野里冬小麦已经一拃高了;农户的院落里除了北风刮来的几片枯叶，也没啥可吃的。即使有，也早已被鸡鸭抢去，哪能轮到它们。
麻雀真是恋家，燕子都知道冬去春来，大雁天一冷就急急忙忙往南飞。唯有麻雀，不知冷暖，宁愿忍饥挨饿，也要守着自己的窝，不肯离开。
麻雀也在盼望打春吧，打春后，那些草芽啊小虫啊才会钻出来，它就没那么辛苦了。
教室里也冷。虽然窗口已被青砖堵住，风仍然能找到任何缝隙，在嘈杂读书声的掩护下，它偷偷挤进来，往你脖子里钻，往你袖口里钻，往你裤腿里钻。
不光冷，肚子还叽里咕噜地叫，冷和饿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不离不弃地相伴着。终于等到了下课铃声，我撒开腿飞奔回家。
其实家里也没啥好吃的，无非是腊菜(雪里蕻)和酱豆子。两只土缸就藏在门后，那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下饭菜。
我一直认为，四季里，各个季节的长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春天短，夏季缓，秋天匆忙，冬天漫长。
冬天，冷空气太霸道，总是来来回回折腾，迟迟不肯离去，日子好像被寒冷冻住，每天晃晃悠悠地，一天天看似短暂，可它串成的冬天却粗粝无边。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摔了一跤，整整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每当端饭给她时，母亲脸上总露出局促不安的表情。这一天天的，还要伺候我，不如让我走了得好。一遍一遍地说着。
我安慰她，打了春就好了，您就可以下地走路了。母亲眼里顿时有了光，如同我儿时的冬天她安慰我时一样。
好在母亲熬过了那个极冷的冬天。
打春后，天气一天天转暖，母亲被搀扶着可以下地走路了。我以为她会一直走下去的。在她八十七岁的冬天来临之前，母亲还是停住了蹒跚的脚步。
从此，母亲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冬天。
“打了春就好了。”在我人生每个寒冷的冬天里，母亲这句话，总会一遍遍萦绕在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