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个转身，离开野战部队已近四十个年头了;一个回眸，火热的军营生活依旧是那么清晰，恍如昨日。
士兵和武器永远是绿色营区里的底色。从起床到就寝，从训练到学习，军号声声，规划着官兵们一天的生活节奏，如火如荼，紧张有序。训练场上，小伙子们生龙活虎，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号声阵阵，铿锵的脚步，熟练的动作，似跳动的音符，奏响了军营一日独特的乐章，抑扬顿挫，荡气回肠。
军营生活是紧张严肃的，也是多姿多彩的。闲暇时光，大家也爱去服务社里去走一走，瞅一瞅，饱个眼福，凑个热闹。
服务社全称是某某部队军人服务社，其实就是野战部队团以上单位的百货商店，经营的商品大都是官兵们日常生活用品，大件商品几乎没有也销不掉，都是针头线脑加“香烟洋火桂花糖”之类的东西。全部阵容是一名后勤助理员，一名志愿兵，负责进货，外加几名女营业员。
那个年代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天想出营门到附近的镇子上去看看风景透透气，是要请假报批的，而且还要看有没有指标，指标一般是按20%比例掌控，一个班原则上只能有一个人能拿到出入营门的通行证。如此麻烦和苛刻，还不如到服务社里去逛逛。
服务社的营业时间有讲究，基本上都是晚上和星期天，正课时间大家不是训练就是学习，根本没时间去服务社。晚上或星期天，服务社里热闹非常，有时候挤得像小猪吃奶似的。
大头兵一个月也就几块钱的津贴费，当时的兵役制度义务兵是三年，第一年每个月才六块钱，往后每年每月涨一块，第三年兵每个月八块钱。不过那时候钱值钱，东西也便宜。当兵好处之一就是不仅管吃管喝，什么都是统一配发，整齐划一，除了牙膏、肥皂、信笺、信封、卫生纸之外，也没有什么要买的。再说了，战友中大多数人来自农村，从小苦惯了，艰苦奋斗，舍不得花钱，几块钱的津贴大头都存了下来，积攒到一定数量寄回去补贴家用，有的甚至还要供弟妹们上学读书。
那年夏季，我在团教导队集训学习。教导队的教员大都是从机关和连队临时抽调的军事骨干，我们连的张排长也抽调来当教员。这天中午，酷热难耐，我正在午睡，被另一位孙姓教员喊醒。“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张排长对象这个时候跑来了干啥呢，把俺撵出来没处呆了”。张排长个头不大，家穷人丑，三十好几了，才找了个对象是镇上初中的体育老师，五大三粗的，长得确实也不咋地，他俩正处在热恋之中，乘着中午跑过来亲热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可和他同住一室的孙教员太不哥们，竞然趴在窗子上偷窥人家一小眼。待张排长对象离开，这小子一把把张排长拽到炮棚里。“你小子中午干啥了?没买票就上船了?老实交代”。那个年代这种事非同小可，属于严重的作风问题，如果孙教员举报，后果不堪设想。张排长是老实人，吓得SSFD，憋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俺都看见了。这样吧，你到服务社买两包大重九，就等于俺啥也没看见”。当晚，一向节俭的张排长跑到服务社买了两包烟给那小子，明知被损友“敲了竹杠”，但也只能忍声吞气，花钱消灾呗。
后来我调到团政治处当书记员，虽说是芝麻小官，也是政治处的大管家。这年春节，一位干事要在部队办喜事，大家你三块我两块的凑份子，略表心意。主任叫我拿着大家的份子钱到服务社采购点东西送给新人。我深感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在服务社转悠了半天，不知道买啥，也确实没什么可买的。最后在营业员大姐们的建议下，定下决心买了两个脸盆和四条毛巾，都带“喜”字，还有十几张年画，几斤大白兔奶糖、几斤五香瓜子、两条双喜牌香烟。虽然不值什么钱，到也把新房装点的五彩斑斓，喜气洋洋。
你可别小瞧了服务社的营业员，她们可都不是一般人，不是团长政委的太太，就是其他团营领导的夫人。一个野战部队建制团，几千号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光棍一条，已婚的很少，老婆够得上随军条件的更是少之又少，堪称“国宝”。野战部队大都驻防在偏僻的郊外，周边几乎没有像样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随军家属的安置基本上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能在服务社谋一站柜台差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团长的夫人在广东老家是名校的老师，随军后既没有合适的学校，就是有学校也没办法讲课，因为她的粤语没人能听懂，粤普与川普相差十万八千里，只能委屈自己当营业员啦。团长说，“别看她站在柜台前笑嘻嘻的，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呢”。
服务社是计划经济年代特有的产物，是咱当兵的人难忘的军旅印记，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服务社便开启了一天的鼎盛与辉煌。如今进入信息数据时代，互联网高度发达，手机在手，无所没有，军人服务社，你还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