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自然和社会时,往往受着自身的局限:明于知物,暗于知人;明于知人,暗于知己。特别是在生与死、老与少、长寿与短命这种矛盾中,人们往往从好生恶死出发,执其一端,漠视辩证法的存在,陷入形而上学之中。
人们是希望生,而不希望死的。然而生就绝对好,死就绝对坏吗?未必。对于生与死的好与坏,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考虑,应该客观地衡量其社会价值。一个杀人犯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人,他的存在只能构成对他人的威胁。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活着不如死了好。还有一些身患绝症而处于难忍疼痛之中的病人,他的生命还值不值得利用现代医学去延长呢?直到现在,一切生都比死好的观念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安乐死是否能被法律获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活着,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地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长生不老就一定比正常老死好吗?也未必。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最近在一篇《生物技术革命的困惑》中有这样一段议论:“生物工程研究人员,几乎肯定会打开使人长生不老的遗传通道。那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遗传钟,并且能找到办法使遗传钟走慢、走快或停止不动。”可是让人长生不老好,还是让人快一点老好呢?报道说:“黑市上可能会出售抗衰老药,而司法部门可能会利用催老药,急性子25岁年轻人可能被判服用衰老药,变成比较稳重的半百老人,老年人犯罪可能被判剥夺服用抗衰老药的权利 。”由此可见,抗衰老药虽然会受到普遍欢迎,而催老药也不可无。这是与不同性质的生与死,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分不开的。
一些人总是梦想自己永远活下去,永远处在他现在的位置上,皇帝永远当皇帝,大臣永远当大臣。可是,如果这些人的梦想能够实现,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我们现在还处在秦始皇统治的时代,而那些传说中的万喜良、孟姜女们也就只好永远当奴隶了。子孙后代么,人们是不能再生了,因为生下来的人都长生不老,那怎么得了?毛泽东不就说过,如果孔老夫子还活着,地球上的人早就盛不下了么!
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人自己革自己的命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秦始皇还活着,他能由一个封建皇帝变为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他不能变,那么中国只有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了。从这一点看,秦始皇继续统治着倒不如死了好。他的死,会给新的变革带来希望,会给新的人物,例如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的出现带来可能。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也是一种革命,也是一种进步。有死才有生,事物才能发展,社会才能前进。
由生与死,我还想到担负一定职务的领导者留与下的问题。当社会变革需要你冲锋陷阵时,你敢于毛遂自荐,担当重任,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当新的形势需要你下时,你却一磨再磨,勉强撑持,那就成为消极的了。这就是留与下的辩证法。
我也是一个没有摆脱自身局限的人。我也希望自己多活一点时间,以便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也看看社会的美好前景。但我不希望也不相信人类会长生不老,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这是永远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