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件让世人瞩目的大事：全国所有的农民不再上交农业税了。
消息一经传出，山村里所有的农民奔走相告。他们为国家已经走向富裕而振臂欢呼。
这件事虽然才过去十多年，但现在的孩子，早已不知道农业税为何物，因此对粮食的印象也就不深刻。国家看到这种现状，就倡导人们在生活中实行光盘行动。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已经增添了“初亩税”这一名词，且这一类似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2006年，如果按一世纪为一代人计算的话，这事已有了260代了，也就是距今已有2600多年。在农业税赋史上，过去称为田赋。在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税的收取，只是为了满足诸侯的私人利益。当然那时也不仅仅是收取农业税，还有其他诸如屠宰税、牲畜税等等，各种税收无法计算，其税务名目要看当地官员的良心。民国年间，有“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笑话，从此对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民国年间，农民生活的担子有多重了。
解放初期，整个华夏百废待举，又受着西方列强的经济把控，需要用钱的地方确实不少，但国家考虑农民的困难，一直未收取农业税，让农民在政府的关怀下自给自足。直到1958年，有一种风气在农村各地盛行，加上国家要偿还他国的债务，国家的工业、科学、医疗等工作人员的生活也需要农业经济扶持，所以才开始征收农业税，农村人称为“上公粮”或“交公粮”。
交公粮是按村民组的人口与土地计算的，那时的村民组叫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要交多少公粮，可以根据生产队长上报的土地产量来规定。有的生产队长在那种风气的蛊惑下，他们为了表功，就虚报成较高的产量。结果本生产队在上交了公粮以后，分发到每个人口的粮食就不足半年的口粮。因此，每个家庭挨饿的情况时常发生。现在的家庭，如果你仔细观察，凡七十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他们家里的剩饭即使发馊，也不愿意丢掉，那是他们已经被饿怕了，晓得粮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就保持这一良好的生活习惯。
由于生产队的村民在上交公粮以后产生季节性缺粮，他们饿的心慌，就出现了个别的人家在半夜里去偷盗生产队集体种植的粮食。在我故乡，种植的粮食就只有包谷。包谷才刚刚含浆，有时就被偷了一大片。有一次，我亲见生产队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全部走进堂哥的家，从堂哥家牛圈的粪底下翻出很多新鲜的包谷叶。我堂哥因为饥饿，偷盗了生产队的集体财产。那次对堂哥的惩罚并不严重，只是叫他写下保证，规定了归还生产队粮食的字条。后来，堂哥家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渐渐富裕起来，搬到城里建房居住了。
改革开放前，交公粮的事由村里的壮劳力完成。先是妇女把无数的玉米籽脱下来，再晒干，青壮年男人就用箩筐装上，挑到叫做“公社”的地方，由粮站专职人员检测合格后统一归仓。我们生产队离公社有15公里路。虽然上百斤的担子很是沉重，但他们想到很多的革命烈士把农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自己现在以交公粮的方式向国家作贡献，即使肩膀被磨破了皮，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我的家乡，包产到户是在1980年。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农家肥都放到地里，粮食自然也就丰收。那一年，我家共8口人，通过摊派，需要上480斤公粮。从1980年起，上公粮的事就由父亲全部包揽。那时没有通公路，父亲挑着上百斤的担子走在崎岖的小路上，一天跑两个来回，将粮食寄放在亲戚家。待公粮的斤头够数，才找到收粮员全部归仓。那时我已13岁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也可以背上约20斤粮食去上公粮去。但我一天只能跑上一次。有一次正是赶集，我与父亲把公粮过了秤，收粮员填写了公粮证。
那日阳光正好。我们往外出走，就见几个壮汉在粮仓旁抓住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并把这个男人的双手反剪起来，用棕绳扎紧。壮汉们统一的口气是：这个男人偷盗了国家粮食。没多久，男人的胸前挂上了一个只有犯人才有的纸牌。几壮汉让男人弯下腰，将一麻袋约200斤的玉米抬起压在了男人肩上，并让男人一直高声喊着：“我叫某某某，偷盗国家粮食。”没多久，男人的汗水从脸上滑下来，接着全身湿透，他的十个手指也从乌青变成了黑色。男人肩上的玉米太过沉重，他稍微动一下身子，玉米袋子就从肩上滚落，几个壮汉又依样把袋子抬起来架在男人肩上。由于天气太热，男人双手被缚血脉不通，加上有沉重的货物压着，男人轰地一声倒下了，身体在坚硬的泥土地上痉挛。那一刻，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这个壮实的男人，如果不是家里有几张要吃饭的嘴，哪里会做出这种铤而走险的蠢事。也是这件事，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的父亲上公粮才有6年，他因伤而辞世。那是1986年，我也刚好到离家很远的学校教书育人，就无时间顾及母亲的生产与生活，两个姐姐已出嫁，弟弟妹妹也还年幼，家里的重担也就只能由母亲一人承担。
我的母亲个头较矮，还经常生病，上公粮时每次最多能用背篓装60斤粮食。480斤粮食就要跑八个来回。那时的路仍是崎岖小路，母亲的脚掌也有些畸形，所以，母亲基本天不亮就得出发，直到太阳下山，才可以完成一次把公粮背到公社的任务。公粮背够了，不一定就能顺利交给粮仓管理员。粮仓管理员是一个胖子大叔，他会把母亲的每一袋玉米都倒出来，用手反复抓来抓去，再咬破一两粒看是否干透。这个时候很能决定母亲的命运，只要胖子大叔说没有干透，需要再晒上两天。如果太阳好，母亲就会一直让玉米在地上晒着，直到太阳落坡，母亲才一颠一颠地空手回去，快半夜才能去喂养嗷嗷呼食的猪牛。如果是阴天，那就可以及早返回，直等有阳光的时候才来公社补齐上粮手续。
有一次，我母亲向生活在公社的三叔哭诉明明玉米已干透的，但不知为啥公粮总交不上去。三叔告诉我母亲：“这种情况一般要请客的。”老实巴交的母亲才明白其中原委。那一次，母亲急忙找到那胖子大叔，轻声告诉胖子大叔：“我已在一家狗肉馆买了半斤狗肉，下班后你直接可以去那里吃晚饭。”胖子大叔其实与我母亲有联着亲戚的表亲关系。他当然也知道母亲不敢说谎，因为来年母亲还得上交公粮的。胖子大叔听到这句话语时，就叫我母亲把公粮倒进了粮仓里。后来，母亲每一年都要这样做，交公粮也就顺利些。其实这事我是从要写公粮的故事时母亲才告诉我。母亲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昏花的老眼里汪着厚厚的两片泪水。
母亲交公粮从1986年直到2006年，由她一个人每年背负480斤粮食交到粮仓里去。我算了一下，竟是23040斤。我知道，这些粮食有些给予了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人员们不负农民的厚望，不再让国家受辱;有些给予了工业人员，他们制造了很多工具改变了农村几乎是刀耕火种的状况。有些给予了医生，医生在本职工作中让很多的人起死回生……，这样一想，我那平凡、矮小、多病、脚掌有些畸形的母亲，竟然高大得让我只能静静地仰望。
自从实行承包土地责任制后，刚好遇到袁隆平爷爷研究的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运用。能试种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的农户，国家都会有一定的化肥补贴，还有农业技术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的积极也就更高了。农民们之所以够从饥饿走向温饱，再走向富裕，与袁隆平爷爷的卓越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2006年后，神州广袤的农村所有的税收都已取缔，接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开始实施，农民除了不再交公粮，还可每年都获得粮种补贴或退耕还林补助，这些惠农政策的普及，让农民们开心不已，也感恩不已。
交公粮的事虽然已过去了15年，但农民支援国家建设的朴实精神一直珍藏在领导人的心中，而今，他们想方设法让农民过得更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