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提的八十一天这个时间段发生在上世纪的一九六六年某一天，位于黔北的遵义县城也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裹挟着，随着上海“一月风暴”，贵州“西南春雷”的夺权兴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全民造反大家夺权的暴风骤雨也影响到了遵义县。那时，肩负起民族希望，“好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红卫兵小将们挺起了稚嫩的“铁肩”，承担起了“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历史重任，即便在我们这种远离首都的西南边远山区县城里，也因此衍生出这么一件啼笑皆非的真实的故事。
之所以对八十一天这个数字记忆较深，因为我经历过，有点很不恰当地联想起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个当了大总统都还不过瘾的人，居然异想天开逆历史潮流复辟要享受一下当皇帝味道，那是公元一九一六年的事，袁世凯把那一年的元月一日开始年号定为“中华帝国”，并自称为“洪宪皇帝”，结果皇帝倒是当上了，只是这个短命“皇帝”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很快就宣布退位，最后带着永远的耻辱一命归西，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八十三天，这完全成了一场荒唐的历史闹剧，几个月后，以袁世凯糖尿病不治离开这个世界彻底画上句号。
八十一天在时间上和这个八十三天很接近，只是间隔了50年，事件当然牵连，相同之处在于也是一次荒唐岁月上演的荒唐闹剧，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八十三天可以算历史事件，袁世凯虽然被称为窃国大盗，但也算是枭雄级别的人物，还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点点浪花，八十一天却显得非常卑微，只能在遵义县当地的小河沟水面上多少泛起那么一点小小的涟漪，很快就平复了，我在茫然中经历了这个真实的过程，五十多年后偶然想起，觉得颇有点意思，专门作此记录，姑且算作特殊岁月的地方野史吧。
那一年，中央文革小组对首都定调：中央存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鼓动造反派们要“炮打司令部”。各地红卫兵们于是热血膨胀了，武断地判定，各地也肯定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言人混杂其中，以此类推，建国这么多年来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走的肯定都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县委县政府的所有领导肯定就是“走资派”，走资派们就应该无条件把权力交出来才行，只有先交出大权后，才能由造反小将们甄别出谁是革命派，谁是“走资派”，所以，就必须响应中央文革的鼓动造反，进行夺权，以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
那一年的某一天，以遵义县南白中学老三届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为主的红卫兵小将们突然就向县委县政府发动了一场“红色的”夺权革命，参加这场“革命”的除了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外，还有不少和我一样不够参与夺权资格但喜欢看热闹的小学生。
然而，政权是什么呢?如何夺权呢!?在仅仅是中学生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思维中，只有热血澎湃并没有理性的概念，他们简单地认为，过去下发什么文件，各单位各企业办理什么公务都要盖公章，公章肯定就是政权的象征，于是肯定，夺取政权就是夺公章!
认识主导行动，于是这群红卫兵小将团结起来涌向当年的县委县政府，像赶集一样穿梭于县机关各部门办公室，你进我出，翻箱倒柜，凡是圆形的章统统拿走，机关人员对此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偶尔争辩几句立马被勒令住口，口若悬河的红卫兵小将们把最高指示当成万能的挡箭牌，谁敢阻拦就立马定性成看不清革命形势的“保皇派”勒令马上靠边站。
在我的感觉中，这些熙熙攘攘前来夺权的红卫兵小将们好像还不是一个派系的，虽然都是“革命”，但这“革命”的标准好像还没有统一，所以这些分成了若干的战斗队，造反兵团和“司令部”的人，在各自组织者的带领下，乱哄哄一片，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但是目的一样，都是来“夺权”，眼睛盯着的都是公章。
这夺和抢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强行拿走。大家前前后后你进我出，很多办公室惨遭多次洗掠，好在红卫兵小将们大多心地单纯，只有革命的红心无资本主义的私心，除了公章外不收其他财物，也没有发生打架推搡，捣毁办公室之类的现象发生，整个过程你拿你的我拿我的，还是相对文明，而我们这帮小屁孩更是忙不迭跟过去跟过来，只顾看热闹，压根就不知道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要拿什么。
一个上午，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将收出来的公章有用挎包装的，有用绳子栓成串挂在身上的，辛苦了一上午，搜刮完之后就大摇大摆扬长而去，感觉他们真是大丰收啦，太潇洒了。
事实证明，天下大事，不是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此次遵义县的红卫兵小将们夺权大获全胜，沾沾自喜，这下，小将们将远离那乏味的书本，也要享受一下当官发号施令的威风了。
此番夺权，一老三届黄姓学生拔得头筹，抢得县政府第一大印。说来实在也有点凑巧，黄姓学生本是一普通农民子弟，恰恰取了个名字叫黄大权，今日又抢得县政府第一大印在手，不禁飘飘然，颇有真的大权在握之感觉，一起夺权的小将们当即戏称他“黄县长”!于是，贵州省遵义县亘古未有的“中学生县长”在积极响应中央文革的夺权号令中顺利地“诞生”啦!
夺权过后，县政府工作自然全面瘫痪，全县各部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等等工作都陷入停顿，既然过去县政府所搞的工作都被定性为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县政府大大小小的干部们肯定就都是走资派，是走资派当然就该靠边稍息接受批判，这个逻辑关系红卫兵小将们是清楚的，既然夺权了，过去的那一套不能用了，大家就必须将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赶快展开，就得让新生的革命政权重新带领全县人民走上无产阶级该走的道路。
但是，“无产阶级”的道路该怎么走呢，下一步县里的工作该如何展开呢?!我们年轻的“黄县长”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在浑身奔涌的一腔造反热血三分钟的冷却过后却一筹莫展。
也许，当初在“黄县长”和他们这帮造反派看来，当县长当各部门的领导不过就是拿着公章在各种文件上乱杵，很简单的，而到此刻他这才明白，即便大权真的在手也实在不好握，看着这夺到手中公章，全县那么多具体工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交出去嘛又不心甘，这可以是造反革命的成果呀!不交嘛又不知怎么用，手里虽然拿着公章根本就不知道哪些该盖哪些不该盖，这公章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也许，此刻的他们，已经稍稍有了点理智还真不敢乱盖公章了。
再看我们年轻的“黄县长”，手里拿的可是遵义县第一颗大印，面对乱麻一样的局面更是头疼，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拿着公章东躲西藏，由辉煌而狼狈。
这样的日子不多不少过了八十一天，比袁世凯称帝在位时间少了两天，毕竟县级机构和总统级机构不在一个档次上，尽管时长都撑过了八十天，区别在于，此时的小人物“黄县长”肯定完全不能和当初的“洪宪皇帝”相提并论，“洪宪皇帝”袁世凯在登基后面对全国一片讨伐的声浪和众叛亲离、内外交攻的强大压力，实在担惊受怕，诚惶诚恐，气病交集，八十三天以后绝望地一命呜呼，独裁复归共和。
“黄县长”是小人物，干的是不自量力妄自抢夺地方公章的小事，干小事的“黄县长”抢得大印后是否也担惊受怕，诚惶诚恐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看来，干小事造反的中学生“黄县长”也许深感天生我才不得用或者说是不中用，虽然手握抢来的县政府公章但名不正言不顺，不伦不类，随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所措的躲避也不是办法呀，八十一天以后，我们的中学生“黄县长”在万般奈何中只能交出遵义县政府公章了事，后来的故事就是文斗升级成武斗，且听下回分解。
本文结尾有道是：文革掀起千重浪，翻江倒海混汤汤，八十一天“黄县长”，风光体面难张狂。
(编辑：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