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横溢的大文豪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流离多地。其中，惠州在苏轼的贬谪生涯中有特殊意味——在这里，他被贬“过岭”。宋朝有一个传统是不杀士大夫，官员犯错的话多采用贬谪来惩处。其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过岭”——贬岭南之地。官场上的多次受挫，给苏轼的命运带来痛苦，但并没有局限他的生命向着更广阔的世界开拓。面对人生的起落，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和洒脱在逆境中实现人生价值，惠州就是见证他在苦难中仍旧乐观豁达的地方。
3月2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赵冬梅，来到眉山，在三苏祠博物馆，登上“东坡大家讲”讲台，带来一场题为《东坡“过岭”：代际命运与个体选择》的演讲。赵教授的演讲，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叙事与点评交叉，尤其是苏轼个人的选择与北宋当时的代际背景进行深度对比，带领读者领悟、感受、理解，身处历史洪流中的苏轼独特的人生命运形成原因。赵教授特别提到，在岭南的苏轼，作为谪官，依然保持精神独立和清醒，“没办法平庸”，对人世间有“忍不住的关怀。”
过岭之后的苏轼，已是东坡
但“我还是我”
绍圣元年（1094）十月，59岁的苏轼抵达惠州。虽然黄州之后，苏轼的仕途又有上升的机会，但赵教授指出，苏轼黄州被贬，是经历人生第一次巨大考验，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黄州之后，苏轼变成苏东坡。“苏轼与苏东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人。”
苏轼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此，一些人会觉得是苏轼“自嘲”，但赵教授提到，“我觉得这倒不是他的‘自嘲’，而是他真实的自我定位。如果是他的‘自嘲’，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接纳自己。其实他晚年是跟自己命运和解的，是自洽的。”
一个优秀的人，要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合适的时代和环境。苏轼也不例外。赵教授提到，苏轼生于仁宗中期，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世界观的形成与行为方式的养成得益于北宋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关怀提携。在苏轼最年富力强的年纪，经历王安石-神宗的大变法、太皇太后摄政（含司马光18个月的短暂执政）、哲宗亲政三个时期。总体来说，苏轼政治生涯所处的时代，正是处于北宋“恶性分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北宋政治出现“法家转向”：迎合取代批评，一元取代多元，功利取代理想，官僚沦为工具，皇帝走向专制。当恶性分裂出现，士大夫们沦为权势奴隶，皇帝也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
参与党争而失败的臣子多被贬谪“过岭”，这是当时宋朝对大臣非常严厉的惩罚。赵教授指出，两宋时期，将大臣大规模贬谪岭南，大致有以下五次高潮：太宗朝，因皇位继承疑云，卢多逊、弥德超等人被流窜。真宗朝，寇准、丁谓相继被贬。此后仁英神三朝，六十多年间，被贬岭南者寥寥无几。哲宗朝，由于政治反复，新党、旧党互相攻击，轮番过岭。赵教授还援引暨南大学金强博士《宋代岭南谪宦研究》中的数据提到“两宋岭南谪宦共计491人，北宋172人，南宋319人。”
面对一个糟糕的时代环境，一般人的选择都是随波逐流、追随。但苏轼的选择是拒绝随波逐流，不追随，坚持自我。一般人“时代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苏轼选择“真理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管时代怎么样，我还是我。”
直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保持清醒和独立，是极其冒风险的事情。苏轼也付出了他的代价。苏轼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命运。“当环境变化，一般人会跟随环境变化，但是苏轼不变。如果他变了，苏轼就不是苏轼了。这就是他的命。‘贬谪’中的苏轼，地位向下，精神却向上，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拓展、净化与升华，又教化引导了周边的人。”赵教授说。
对人世间有“忍不住的关怀”
像苏轼这样的人，不做“世间事”，如何忍得住？在岭南的苏轼，作为一个谪官，苏轼兢兢业业尽自己的职责，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百姓造福。他依然有忍不住的关怀，积极参与广东地方建设，充分发挥他的生命热情。
在宋代，地方的行政机制是“路—州—县”三级，其中“路”一级共有4个衙门，分别有4位最高长官。当时广东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广州的知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苏轼在广东期间经历了两任经略安抚使，第一任是章楶，第二任是王古。
在本场讲座中，赵冬梅详细讲述了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向当地执政者提出的一些具体举措。苏轼在惠州并不长，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比如建议、指导博罗县令林抃制造插秧工具——秧马。秧马是苏轼在武昌时看当地人使用的一种插秧工具，插秧的时候在秧马上不用很弯腰就能插秧，苏轼把秧马的形制记录了下来。等到他南贬到惠州的时候，苏轼把记录秧马形制的《秧马歌》给博罗县令林抃看，林抃亲自率领他的属下按照苏轼的提示把秧马做出来了，并且还对秧马进行了改良。
苏轼还建议王古建设广州的自来水系统。苏轼经过广州的时候，见广州当时大部分居民饮用水都是苦咸水，城中时常发生瘟疫。而白云山蒲涧山上的滴水岩有大量的水源，苏轼建议王古用竹子做的水管接引蒲涧山水到广州城改善广州的饮水，王古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兴建了这一引水工程，使广州居民在近千年前就喝上了“自来水”。苏轼还建议广东提点刑狱使程之才修盖惠州营房。针对当时惠州的诸军很多人没有营房住，苏轼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给程之才提出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讲到此，赵教授说，苏轼不光有理想，有道德，还有办法，“这是一个多么有本事的人啊。”
赵教授还提到，在做这些具体的事儿时，苏轼处处替人考虑，不光为老百姓考虑，还能为那些没把事儿办好的人考虑 ，“苏轼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对人性弱点的包容，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白居易笔下有一个江州司马，也是一个谪客，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形象，哭得青衫湿 。”
在“路”一级的官员中，有一个人跟苏轼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是广东提点刑狱使程之才，这个人是苏轼的亲表哥、前姐夫，苏轼的姐姐苏八娘嫁给了舅舅的儿子程之才，但是苏八娘在嫁过去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苏洵在《自尤〈并序〉》中表达了对程氏父子的高度不满，并在女儿去世后与程家绝交，苏轼也与表兄程之才断绝了关系。苏轼来到广东后，两人见了面，前嫌尽释，断绝联系42年的关系得到恢复，重修旧好。在本场演讲中，赵教授特别分析了苏轼写给姐夫、表哥程正辅（程之才）的信件《与程正辅》，为大家解读了字里行间苏轼当时与这位表哥通信的忐忑又真诚的心情。
“一个可爱的人”
连接更多可爱的人
赵教授讲到，自贬惠州后，苏轼的诗文之中再也没有那种哀叹自己命运的贬谪之叹，表达出来的都是非常乐观积极的状态，他在惠州白鹤峰上买地建房，把家人也接过来了，他的爱妾朝云最终也葬在惠州，但苏轼心中其实一直都有北归之望。
自绍圣元年接到贬谪的命令，从定州出发前往惠州的路上，苏轼不断地有诗文提到“北归”这个字眼。绍圣二年九月十九日，宋哲宗在开封明堂祭祀天地，随后发布了大赦赦文。苏轼收到大赦的命令后，曾经给程之才写信，表示希望大赦颁布之后能够稍微往北方去一点。但是早在八月二十一日，宋哲宗在赦文颁布前一个月左右就有诏书，“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即吕大防等，包括苏轼在内，未来的大赦是不把他们包括在内的。
赦文颁布之后，绍圣四年四月，苏轼最终遭到了再度的贬谪，从惠州被贬到了儋州。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62岁的苏轼把他跨越南岭到白鹤峰与他团聚的家人留在了惠州，带着他的小儿子苏过前往海南岛。
关于苏轼，不能不提他与王安石之间在关于国家具体治理方面观点不同的所谓“新旧”之争。在本场讲座中，赵教授也提到，其实苏轼在政治上的真正理想并不能用简单的“新党”或者“旧党”来概括，“苏轼最真实的想法是，面对国家的难题，大家来做一场心平气和的头脑风暴，取旧法和新法的优点。”
少年苏轼读《汉书》被范滂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故事所感动，就跟母亲程氏说，他将来如果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觉得如何？程氏的回答是，你要是能以范滂为榜样，我就不能以范滂母亲为楷模吗？
赵教授认为，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出，这对母子对话，是承接了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对精神不朽的信仰。
苏轼为何是苏轼？赵教授从他的家风家教找到一些密码。苏轼生长在眉州，自然环境很好，生活稳定，家庭比较殷实，当地有读书的传统。上一辈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给他很大的营养。生命得到了丰厚滋养的苏轼，成长为一个丰富的人、全方位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把做官当成唯一的生命目标。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兴趣、爱好，有很深的精神世界追求。他追求真理和美好。这个美好包括美好的食物、艺术等等。在讲座的问答环节，赵教授也再次赞叹，苏轼是“一个可爱的人”，近千年之后的人们，很多城市的现代人，因为苏轼，可爱的人也被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