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右）、那多携长篇新作在上海书城畅谈文学创作。（出版方供图） 制图：张继
“从创作者角度来说，当然会受到各种作家的影响。写作是从模仿开始的，先从自己喜欢的作家入手，再把优点融会贯通潜移默化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刚刚过去的周末，作家马伯庸与那多携新长篇相聚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畅谈类型文学写作，并列出了影响自己的书单。
在他们看来，悬疑小说非常考验作家，写一个吊人胃口的开头总是容易的，但要把故事讲下去，让真正的高潮把开头压过去，更难。“不然，容易给读者虎头蛇尾的感觉。好故事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解谜本身，还在于写出角色探寻自我的独特成长路径。哪怕一开始就把谜底揭开，作家也要有信心与功力留住读者，这是对悬疑小说家真正的挑战。”两人如是感慨。
推翻“定式”后如何写出新意
业界认为，悬疑推理在世界范围内是较为成熟的通俗文学类型，人物设置、情节结构、核心诡计、写作技巧甚至写作禁忌都已逐渐透明化，在当下要写出新意属实不易。
对此，那多直言，多年创作中，他不断“推翻”过去的自己，尝试不同的写法。比如，写《骑士的献祭》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谁是凶手，“失去了这个悬念，就要求我在其他方面用更多努力来吸引读者”。新长篇《请记得乐园》凸显的主题是“有时候，爱比死亡更像一场冒险”——小说中，罪责难脱的笑笑，只身来到桃源民宿，意外撞进藏匿多年的谜团……
作品没有局限于单一“社会案件奇观”或“撒狗血”，旧案追踪主线故事之下，延展出纷繁复杂的叙事空间，在人物丰满度、人性善恶的书写上，具有不同层次的厚度。
从三国事件簿系列、那多手记系列、巫术系列，到近些年《19年间谋杀小叙》《人间我来过》等作品，那多的写作轨迹或多或少浸润了不同悬疑风格的影子。他回首青少年时期，带有悬疑、推理、软科幻等色彩的《卫斯理》占领了精神世界，对“设置悬念”产生了偏爱。
“很长一段时间，我爱看丹·布朗《达·芬奇密码》这种叙事速度快的作品，一个接一个悬念，几乎不给你留喘气的间歇。”他在小说中直观感受到“电影感”，包括如何在关键时刻抓住读者，节奏感十足。他写下《百年剧本迷咒》和《甲骨碎》向前辈致敬。
此后，那多转向了“慢”——东野圭吾《白夜行》不再追求快，“而是有更多回味，哪怕过了好几年，你可能还会记得书里某个画面。小说不以事件为中心，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看恶之藤蔓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将人物成长和犯罪情节同步进行，铺陈更广袤深刻的社会议题”。
伊坂幸太郎《金色梦乡》则打开了一扇新大门。“看之前会预设这是一个暴力黑暗或烧脑的小说，没想到悬疑小说还能这样写，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书名般梦幻！”那多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梦幻”，《请记得乐园》诞生了。“如果说30岁之前，兴趣集中在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三四十岁以后，开始往现实题材转向，我对人更有兴趣了。”
从历史缝隙里“抠”细节
“从最初严丝合缝去写悬念的来龙去脉，到慢慢转向社会派推理风格，这是那多的一种进化，脱离了自己的舒适区，更多将目光投向社会议题。”马伯庸观察认为，将热点融入写作并不是单一“蹭热度”或人云亦云，“作家的责任感在于，还是要记录一些历史、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此，不管叙事节奏的快或慢，马伯庸更在意能否透过历史长河中的微小之物，窥测背后官场之道与叵测人心，在生活与历史的缝隙中“抠”人性细节，寻找更多类型写作的可能性。
此前《长安十二时辰》急速推进情节，高潮迭起的背后，唐传奇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与西方故事中“行于暗夜，侍奉光明”的刺客形象开始重叠，天宝三载上元节的长安，在虚实相见里展开了别样画卷。到了《长安的荔枝》，艺术上的虚构与提炼，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璀璨光芒。
就像《长安的荔枝》里的小小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账本上的一笔数据，新长篇《食南之徒》借“什么都能吃的岭南”里的一味酱料，让种种悬念融入烟火人间，不追求“反转”，而是让人性在美食面前逐渐露出本心。
“几年前去广州南越王博物院参观，看到有枚竹简，上面是一棵壶枣树的园林档案。广东没有野生壶枣树，这棵枣树是哪里来的？再一查，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而枣树恰好是真定特产。”马伯庸认为，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中原之外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若要把地图点亮，需要有勇气、谋略以及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