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落榜后，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当时，南方战事吃紧，父母是坚决反对我去当兵的。我报名后，直到部队来我们家政审时，父母才知道，我当兵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去部队那天，父母一直送到了车站，母亲站在一边流眼泪，而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却是夺眶而出。
我上了车，父母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朝我招手，直到车跑远了，此时，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泪水奔流而出。
在部队，我积极参加军训，很快，成了军训中的骨干，还入了党。就在这个时候，前方传来坏消息，军队已经开始在南方集结，在我们连队，已经有许多战士写血书表决心，准备奔赴前线了。
我不想落后，也写了血书，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祖国的尊严。
不久，我被入选去了南方的战场。
我们是警卫兵，负责保卫师部的安全。我们来到战场的时候，前方的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撤退了。我们随着师部一块撤退，看到了许多从前线下来的受伤士兵，他们伤情很严重，看战士们痛苦的样子，就知道前方战事非常惨烈。
回到祖国后，我荣立三等功。第二年复员回到家乡，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完全可以选择去一家不错的机关，可我的理想不在机关，而在农村。当我选择回家乡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非常惊奇，有人不理解，劝我留在机关，可我却固执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
当父亲知道我选择了回乡后，一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我顿时感觉脸上热辣辣地疼。因为我的这个选择，注定要在农村生活一生。
我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很快，我就投入到了农村的建设之中。特别是农忙中，我不惜气力，任劳任怨，苦干加巧干，深得群众的信任。
后来，村支书病逝，我意外地当选村支书，当时，我23岁。
那时候村里人多地少又穷，几乎家家都没有余粮，村里每年分的粮食，都要计划着吃，如果计划不周全，就会饿肚子。所以，那时候，入秋后的那段日子最难熬。谁家没有粮食了，都会来我家，让我解决粮食问题，恰好那年雨水少，粮食减产，村里几乎一半的家庭都没了粮食，逼得我进了城，去县城向政府要粮。
还好，我有个战友在政府工作，当他听说了这事后，四处找关系，终于搞到了一批粮食，算是解了我们村的燃眉之急。
进了一趟城，我却看到了一丝商机。城里人的生活并不比我们农村好多少，缺粮、缺肉、缺营养，几乎什么都缺。围着城里转了一大圈子，发现城里还有那种暗藏着的市场，像猪肉、鸡蛋，都在那里交易，况且交易还很活跃。
回到村里，一个大胆的方案在我脑子里产生了，我想到了许多让村民们脱贫的方法，养鸡、养猪。
召集村支部开会，当党员们听到我的这个方案后，大都摇头，这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我们村曾有人搞过这种生意，结果被关进监狱，至今还没有出来呢。
这方案虽然多数人不同意，却也有人支持我，她就是慧玲，我们暗中买来鸡仔，买来猪仔，偷偷搞起了养殖。
猪生成周期长，可鸡却长得快，很快，就能去城里的市场上卖鸡蛋了，这生意特别好做，来多少销多少。
养殖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正当村民们为打开了一条生路而开心之际，那天，村里来了一辆车，从上面下来几个人，他们一进村，就直奔村委而来。
当他们站在我面前，问了我的名字后，马上有人给我戴上了手铐，把我带到了县里。县里有人审我，说我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据理力争，村民们又不偷不摸，只不过是在维持生计，怎么成了搞资本主义呢?可无论我怎么反驳，我还是被关进了看守所，听说还要判刑。
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里，我想了很多，就是对养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怎么也想不通。突然有一天，县里有位大领导审我，让我写一个检讨书就可以放人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养殖能让村民们有饭吃，我没有错。那位领导听了，把桌子拍得山响，口里嚷道，本想你是自卫反击战的功臣，想放你一马，你却是一个屡教不改，真是无法无天了，这样的人，必须严惩。
得罪了这位领导，我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我就每天扳着指头度日子。
那天，听说有人来看我。原来是慧玲带着我的父母来了，父母流着泪水劝我，这书记咱不干了，干脆向组织上写一个检讨书，我们回家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我偷偷地看慧玲，她没有哭，而是站在一边沉思。
看到父母那可怜的样子，我真想听他们的话，写一个检讨书承认错误算了。可继而一想，村民们利用自己的时间，搞点养殖又算什么错呢?难道革命就应该饿死吗?我真的想不通，最终，无论父母怎么劝，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妥协。
后来才听说，这是县里这位领导亲自去我家，找到父母，让他们来看守所看我的。
正当我感觉到绝望的时候，却被奇迹般地释放了。
回到家，母亲抱住我痛哭，慧玲也来到我家，她没有哭，而是对我说，我支持你，我们结婚吧。
虽然有慧玲的支持，可我党支书的位置早已被替代了，慧玲也被人强行清理出了党支部。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跟慧玲结婚了。
既然无官一身轻，我不想年纪轻轻就在那片黄土地里干。1985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席卷全国。我一边养着猪，一边把朝街的房子重新开了门。这样，我们家的门便朝街了，我跟慧玲装修了一番，便开了一家门市部，开始经营百货。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货物还不是特别丰盛，所以，我们的百货店生意极好，刚过了一年，我跟慧玲在百货店里的生意就忙不过来了，我便放弃了养猪，开始专心经营我的百货店。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一次党员选举，我又被推选上了党支书。有过前面的教训，我本不想干，可经不住镇里干部再三劝我，我还是去了村里，仍然干我的党支书，而慧玲则专心经营我们的百货店。
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也准备烧一把火，而我这把火就是想让村民们快速致富，至少不再受穷。
1986年，我听说了一条重要消息，市里要开一条过境公路，经过我们县。有句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我突发奇想，如果这条过境公路经过我们村的话，既省了我们村自己修路，我们又可以利用公路的优势，发展经济。
我去市里，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开发公路的领导，当我听说路经我们县的过境公路，遇到一些难点时，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因为，有些村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想利用市里开发公路之际，捞一笔横财，为此，领导们正愁公路规划无法正常进行呢。
在领导们的介绍下，我来到地图前，发现这条过境路离我们村非常近，似乎就在一条线上，我主动要求这条过境公路从我们村里通过。众领导听了，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有位领导忍不住，直呼，你是不是想利用这条路，讹我们一笔钱呀?我笑了，这怎么会呢?只要领导提供给我们村必要的补偿，这条路就占我们村的地基，这事我做主了。
没想到，我这个建议，竟然被领导们采纳了，果然，过境路就通过了我们村。
我本以为这是一件为民服务的好事，可没过多久，村民们便围攻了我。他们围住了我家，纷纷指责我，这路的补偿款要低了，我不但要承担这种指责，还有一个村民竟然把我的眼睛打肿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动手，只好耐着性子跟村民们讲，如今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政府修路，就是为了经济增长，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过境公路经过村子的诸多好处，比如，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如果有了公路，就可以发现许多商业信息。
对我这些答复，村民们似懂非懂，村民们看我带伤还这样努力地解释，就自动离开了我的家，这样，我度过了这一关。
不久，我们村的补偿款便划拔下来了。村民们都想把这补偿款分了，我却希望这补偿款留着，以准备村里发展经济之用。
我提出这种意见，也有人支持我，村里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分配这笔资金。几次会议之后，两种分岐仍然谁都说服不了谁。做为领导班子的成员，只好把这笔资金分成两大块，一块分给那些不支持投资的村民，一块留作投资之用，这笔投资，将来按比例分红。为了使这次分配不再有后顾之忧，大家每个人都签了一份协议，留到村委存档。
方案定下来后，款子很快就分配到了那些不乐意投资者的手中了。
一年后，经过村里的公路修好了。由于我们村靠近城市，在我们村公路口，人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农贸市场，远近的工人、农民们都来这里搞贸易，生意非常红火。
我每天去城里，都会走过那片自发的农贸市场，这里的农贸市场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青菜、粮食、肉食等，当我看到一片繁忙的时候，心中猛然生出一种奇思怪想，我想到了我们那笔款，我们可以开发一个我们能够管理的农贸市场，或许这样的市场会更加繁荣。
有了这个想法，就跟村委里的人商量，我们有地有资金，可以在公路的位置开发一个农贸市场，这样不但会使这个市场越办越红火，还可以解放出一大批人员来搞管理，等我把这种想法讲出来，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们都同意。
我是一个雷历风行的人，说干就干。恰好路边有一大块闲置多年的空地，我们找好了一家建筑施工队，农贸市场就干起来了。
农贸市场建成伊始，并没有几个人乐意在那里做生意，为了吸引人，我们出台政策，对新进的商户半年内不收任何费用，对那些长期租户，并给予了非常优惠的条件。
这种免费管理的政策，刚开始遭到许多投资者的反对，我们家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跟我“谈心”，要求我放弃对生意人的这种福利，那一阵子，搞得我头都大了。那时，慧玲的百货店做得风生水起，她自己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人，她一直就不想让我再干这个书记了，慧玲拉我的后腿，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信号，我直接告诉她，我有我的事业，我的心不在这百货店里，我的心在村里。
我终于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农贸市场办了起来。半年后，农贸市场规模扩大，有许多村民都加入了这个农贸大军，当然，有许多人还在农贸市场上发了横财。
到了年底，光农贸市场这一块就为村里增加了很大一块收入。分红的时候，原先那些分走补偿款的人就不干了，他们就赖在我家不走，非要对农贸市场进行投资不可。
根据这些村民们的要求，我们召开股东大会，争取股东们的意见。然而，多数股东都不同意，他们自有道理，困难之时，他们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把资金拿走了，如今，看着市场好了，反而想投资了，这可不行。虽然股东们讲得对，我却一直在想，少数人富了不叫富，多数人富了才叫富。如果只是我们这些老股东在努力，而缺少了多数村民的支持，将来矛盾或许还会升级，我还是坚持争取全体村民们来做这项工作。
根据综合股东们的意见，给他们做工作，今后，我们的事业还需要做大，还是需要资金，去银行贷款，倒不如利用我们村民们的钱，来搞自己的实业。
经过几轮的谈判，股东们对自己的意见有所松动，我紧跟不放松，拿出了第一个方案，又经过了几次修改，方案终于确定，这样，我们又吸收了许多股东。
农贸市场一战打下来，更增添了我的信心。我们村通了公路，私营经济开始抬头，我四处考察市场，发现不仅机械行业全面高速增长，纺织业、养殖业等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结合当时的形势，不但是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也开始崛起。随着许多企业的兴起，我们村已经跟城市相连了。
城市开始改造，许多企业要搬迁，这大概是一个千载难遇的机会，趁着没有农活，我租上推土车，把平时用不上的凸凸凹凹的土地铲平，针对此事，有人曾经质问我，这土地即不能种地，也没有什么用途，干吗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明确告诉他们，我要引资办企业。
1990年，就有几家企业坐落到了我们村。其中有机械、铸造、锻造、纺织、砖窑、电器，这些企业把我们那些不能种地，闲置多年的土地都用上了。
我看准了时机，也投资搞企业。有那么多企业在我们村落户，光给这些企业搞加工，就忙得不可开交。
我并不满足这种只给别人加工的业务，看准时机，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工厂，当时，我见电器利润高，便上了一家电器企业，然而，厂子虽然成立了，可既缺资金，又缺人才，还没有业务。没有资金好说，可以集资，缺人才也好说，可以三顾茅庐拢人才，没有业务，才是搞企业最难做的事情。
困难就摆在那里，那段日子里，我们只好自己跑业务，为了省钱，我们自己拿上锅饼和咸菜，全国到处转。做为一个农民，我不怕吃苦，最怕那些白眼。有一次，我来到一家企业，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我便跟门卫说，跟他们领导是亲戚。
好不容易找到负责的领导，当这位领导得知我说跟他是亲戚时，他竟然大骂起来，看你贼眉鼠眼的样子，还冒充我的亲戚。我不管这位领导说话怎么难听，只要不让我走，就有机会。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我开始给他打扫卫生，又是擦桌子，又是扫地。我正干得起劲，门外来了一个人，说今天缺的料来了，车间正加班加点，料没人卸。不等领导说话，我自告奋勇去卸料。那位领导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他的眼光中没有了刚才那种敌意。
整整一头午，我一个人就把一车料给卸完了。活干完了，我累得像条狗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领导来了，中午非要请我吃饭。这是一个接近领导的好机会，我二话不说，从地上爬了起来，紧跟着领导去了一家小饭店。
我要上几个菜，一瓶酒，我又是给领导斟酒，又是跟领导套近乎，话是开心的钥匙，一会儿功夫，我们便像老朋友一样了。
就在领导喝得晕乎乎的时候，我利用去卫生间的当儿，就把帐给结了。等我们喝完酒，领导去结账时，服务员说账已经结了，领导眼睛望着我，突然把我拥抱到了怀里。
通过这次交流，我跟这位领导成了知己，也得到了我们企业成立以来一份大单，就是这份大单，使我们走出了困境。
后来，我跟这位领导成了朋友。可惜的是，不久，这位朋友身患癌症，后期，他老婆听说了，就跟他离婚远走高飞了。他住院那阵子，医院里没有人照顾，我便专门去医院陪他，因为我知道，他对我有恩，吃水不忘挖井人。
那段日子里，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圈子里的人物，这也拓宽了我的业务范围。
到了年底，他病危，是我一直陪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最后的路程。直到他去世，他只有父母了，父母年事已高，我们单位派人来，帮他安排了后事。
这本是一件平常之事，却收到奇效。许多认识我们的人，都称赞我这种行为，纷纷跟我交起了朋友，我诚实待人，就是这些朋友，帮我度过了一道道的难关。单位没业务了，给我介绍业务;单位缺乏技术时，派人给我们解决技术难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电器厂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转眼到了1999年，县政府要把我们这个地方归划为经济开发区，而我们村也变成了工业园，并且抽调我去经开区临时管委会，成了管委会主要成员，为经济开发区出谋划策。
这本是一件对全村村民都有益的事情，可村民们却非常抵触，有好几次，村民们把我们家给围得水泄不通，声称政府强行把村子占了，非要我说出一个子丑寅卯不可。我一次次地给村民们讲解政策，村民们非但不听，反而愈演愈烈，有人甚至趁着夜色到来，敲我们家玻璃，当时我儿子还小，只要看到玻璃被砸，就吓得哇哇直叫，害得老婆指责我是一个官迷，为了一顶乌纱帽，不但连村民们的利益都不管不顾，甚至连孩子都不管不顾了。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政府的政策，只是村民们没有领会政策的优惠，只要跟村民们宣传到位，他们是会接受的。
为了让村民们接受，我大大小小开了上百次会议，方案改了一次又一次，最终，村民们还是拥护的。一年后，经开区成立，我做为经开区经委的一个领导，为了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我把全部股份退出，
村民们不再种地，然而，他们却成了新一代的工人。
我的头上的确戴上了一顶帽子，可这顶帽子却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却感觉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开发区的发展，每一天都变成了工作日。为了招商引资，我们会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磨破了嘴唇，给企业的老总们做工作，即使这样，却有人在举报我，随后，我开始接受组织调查。
呆在家里，心里翻江倒海，总是感觉自己非常委曲。老婆直劝我，趁这次机会，不干了。那段日子里，我想了很多很多，也的确不想干下去了，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对我来说，吃点苦没事，就怕不能被人理解。
直到有一天，组织找我谈话，刚进门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跟组织讲清楚，不干了。然而，当组织说经过调查，我是冤枉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做为一个男人，是应该有担当的，我还是挑起了这副重担。
我在经开区干了20年，经开区经委从几个企业，发展到今天上百家企业，其中的艰难困苦只有我知晓。当我每天清晨，走进经开区，看到经开区里空气新鲜，工人奔忙着的画面，笑意挂在了脸上，这大概就是我40多年前的梦想了吧。
2020年，我退休了，可我却感觉浑身仍然有使不完的劲儿，仍然在思考着经开区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今天入党了，我才突然感觉到，我真的是老了。40多年走的路曲曲折折，有苦也有甜，可想起来，我却是青春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