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所以在中国商界纵横捭阖五百年，曾一度执中国商界之牛耳，和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勤俭节约、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体商是密不可分的，山西商人把这些优良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是山西商人区别于其他商人群体最显著、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晋商形成这些优良体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西地少人多、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灾害频发的恶劣生存环境造就了晋商克勤克俭、吃苦坚韧、开拓创新的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马克思指出：“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在他们看来，地理环境通过制约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孟德斯鸠也认为地理环境能够改变人的气质性格，具体表现为土壤气候因素对居民的性格塑造关系密切，如“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勤劳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肥沃则会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懒惰和贪生怕死”，“寒带国家的人民，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懦弱”。当然他的观点具有唯心主义性质，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而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必然磨砺了晋商吃苦坚韧、勤俭质朴、开拓创新的优良体商。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山西独特的区域文化是晋商体商形成的文化渊源;最后，明清时期特有的社会条件是晋商体商铸就的社会基础。晋商无限成功和风光的背后充满了很多艰辛和血泪，许多晋商之所以能白手起家，最终成为海内巨富，优良的体商正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吃苦耐劳
晋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一直为外界所津津乐道，而晋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有商帮中最吃苦耐劳的一个群体。在赞叹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之余，我们不禁发问：晋商为何具有这等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复杂，山多平地少，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40%，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北部土地贫瘠，“岗陵丘阜,硗薄难耕”,中南部汾河流域虽多沃土，但人稠拥挤，耕地不足。气候风烈干燥，降雨稀少，四季气温变化巨大，冬天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且农业生产落后，农业产出养活不了相对众多的人口，“岁丰，亩不满斗”、“竭丰年而不足食”，人民的生计举步维艰，生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据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据《五台新志》记载：“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乾隆年间的《太谷县志》记载:“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两月。”嘉庆年间的《介休县志》讲到:“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另据史料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人口达403万，而河南人口189万，河北人口189万，山西人口超过河南与河北的总和。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有“十年九旱”之说，纵观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山西全省性灾害就达到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一年旱灾有十一年之久，而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口超过了三百万。可见，环境恶劣，地不养人，早期的山西人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迫于生存的需要，便毅然决然地外出经商，在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摇篮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民谣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贫苦，盼儿长大了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闯关东去经商，从而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所以恶劣的生存环境客观上也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山西人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儒家所倡导的勤奋敬业的思想在山西人的灵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孔子曰：“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北宋程颐对敬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儒家倡导人要敬业，即主张人一生中对待事业时刻要保持一种思想专一、不涣不散的态度，敬重、热爱、珍惜事业，勤奋刻苦，为事业全心全意付出。而吃苦耐劳就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核心体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认为人的活动应当效法天的运行，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史学之父司马迁对于中华民族刚健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更是称道有加，力加弘扬：“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山西柳林县的《杨氏家谱》说:“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终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 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明代平阳府蒲州商人席铭“初时学举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日：‘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隅，不能树基业于家乎!’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口南席云”。榆次常家的常立训，秀才出身，他曾说“子日：‘不患无位，患无所立’，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人处其逸，我任其劳，为有立也”。宗教思想也对晋商勤奋敬业的伦理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宗的“不作不食”，新道教的“打尘劳”，以及新儒教的“打尘劳”都教导人们勤奋敬业。由此可见，晋商不仅把经商看作是维持生计的谋生职业，更看做是毕生为之付出的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
晋商勤奋敬业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农轻商，在士农工商四民中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等。“因而，“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就成为许多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而科举考试就是中国文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既可收入颇丰，又可光宗耀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在封建社会，主导的儒家思想重视道德、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商人追逐利益，唯利是图，商人道德最低下，而为儒家提倡的官本位思想所不屑一顾，因而各个朝代都普遍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然而自宋元以来，山西逐渐形成一种重商观念，明清之际，重商思想达到顶峰，“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重商理念已蔚然成形，也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晋商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经商不但能发家致富，也同样能够超越平庸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他们摈弃旧俗，破旧立新，向中国传统的阶级等级观念发起了严重的挑战，褒商扬贾，以经商为本，以经商为荣。当时在山西甚至出现“学而优则商”、“儒贾相通”、“以学保商”的社会风尚。“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生意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二子毛鸿岁羽，三子没出息，也是程大佩”、“咚咚喳，娶来了，俺的女儿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等一些山西民谣就是对山西人重商立业人生观的真实写照。山西人认为商人都是有才干的人，对商人的敬慕超过农民，甚至超过了官员。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在此奏折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清末举人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学而优则贾”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但是晋商并非片面地褒商贬儒、重商轻文，而是儒贾相通、以学保商、商学互补。晋商清晰地明白儒贾并不相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经商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而是需要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干。读写说算、研习地理语言和习俗、洞察市场、把握时局、公关交际、运筹帷幄、灵活应变等等，这些知识、能力和素质都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的。因而培养一个优秀的商业人才，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榆次车辋常家特别重视子弟的教育，办私塾、建学堂、请名师，尊师重教，好儒重学，或弃官、或弃文，继承祖业，为家族的经商事业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在常家200余年经商生涯中，获得秀才、举人和进士学位的就有170多人，大学本科生19人，专科生25人，留日学生4人。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少时聪颖、成绩优良，考取进士很有希望，但学成之后并没有通过参加科考而步入仕途，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兄弟二人学以致用，经商颇有谋略，结果他们不负父望，后来分别创立了著名的“十大昌”商号和“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后来常万育在经商生涯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二世常麒麟，已被选拔为贡生，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从商。正是因为晋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才能为商界培养出一代代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儒商，晋商集中了当时山西最优秀的人才，就连举人出身、颇有才学、自视甚高的刘大鹏也感慨道：“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而这也造就了晋商纵横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山西弥漫着学而优则商的思潮，曾经出现过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也。”在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由学而仕大多被数读书人视为圭臬，而山西人却反其道而行，弃儒从商，与封建社会的正统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堪称另类，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也难怪雍正皇帝感慨道“习俗殊属可笑”。
山西人之所以重商立业，也是山西人科举考试考场失意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山西北接内蒙，隶属边关，和北方少数民族交往密切，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且战事频繁，教育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山西偏居一隅，信息闭塞，清末一举人进京考试，回来后，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可这位举人却不知道，可见山西信息之闭塞，这也影响了山西考生的竞争力。据统计，从隋文帝实施科举考试到清光绪年间废止的一千多年，全国共取进士七万四千多人，而山西考中的进士仅为3725人。纵观整个清朝，殿试112科，全国出了114个状元，其中江浙两省就达到69人，而山西一个都没有，只出现一个榜眼和三个探花。山西的科举确实是失败的，每年的进士，或者说中举者也只有江南水乡一个省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山西的教育水平和全国的教育水平的差距非常大，尤其与教育发达、文化底蕴浓厚的江南省份相比更是差异明显。正是因为科举失意、仕途艰难，山西人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而走上经商道路。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破灭了，经商就成为他们无奈的次优选择了。从山西众多规模宏大、规格至上的孔子庙中可以看出，山西是一片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土地，山西人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山西人并非对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不屑一顾，而是在仕途艰难的封建社会，“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山西人在和外省人尤其是与教育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的智力博弈中处于明显劣势，又存在“学者以治生为急”的窘迫，他们索性放弃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而经商就成为他们的无奈之举，似乎也成为他们聊以自慰，自我解脱的精神寄托。
山西人之所以重商立业，也是因为利益的驱动。教书先生王锡伦曾一针见血地说出山西人重商的缘由。“朝廷贵农，而不乐于种，朝廷贱商，而人趋于市，则以商贾之利胜于农也。”务农只能维持温饱，而且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战乱，甚至连生存都无法保证。清代山西人编的《俗言杂志》中对农业评价道：“小心
庄稼甚是可怜，推车单单费力不轻。阖家老小俱要劳身，看在期间万苦千心······说起庄稼受苦营生，天旱雨涝收成不定。钱粮差务吃穿逼人，运气通顺好年十景。收秋拾夏五谷丰登，打下粮食出粜与人。换成银钱把债还清，省吃俭用熬成富翁。”而读书做官虽然也能致富，但是远没有经商能赚来的银子多。而且当官有极大的风险性，通过贪污受贿得来的银子花得胆战心惊，稍有不慎便落得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株连九族、家破人亡。《俗言杂志》中同样记载：“鸭红顶戴当朝一品，日伴君王入君虎口。如要吃我不死不忠，侍奉君王难以到头。老牛力竭刀下乾休，想在此间有些烂心。”而经商赚的钱远比务农和当官赚得多，享尽人间一切富贵，且没有任何风险。据《山西金融志》记载，“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1892年为3040两，1896年侍奉君王为3100两，1900年为4224两，1904年为6850两，1908年为17000两。而据光绪年间《寿阳县志》记载：“雍正四年定例，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加上养廉银，每年不过1045两。”经商获利之大由此可见一般。即使经商不能象当官的一样手握权力，官威赫赫，但是手中有银子，说话也就有了底气，通过捐官，尽管没有实权只有虚衔，但照样可以享受当官的荣耀。《俗言杂志》对商人这样评价：“出外走水戴月披星，其标法或各省驰名。本多利厚生意兴隆，每年开俸足有千金。镜面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那些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这种生活方式便成为晋人纷纷向往的人生理想。由此可见，通过经商可以暴富，通过经商可以捐官光宗耀祖，通过经商照样可以实现自身的人身价值，为何还要去务农或固守读书做官的道路呢?正是因为利益的驱动，很多山西的青年才俊走向了从商的道路。以至于“县县经商、人人皆贾”，重商风气已蔚然成风。
因吃苦耐劳是重商立业的主要体现，故晋商重商立业的思想必然包含着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山西人若不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断不会外出经商的。由此可见，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华民族悠久博大的传统文化、科举考试失意、利益的驱动造就了晋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晋商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各大商帮中是独树一帜的，尤其在晋商先辈艰难创业的时期更是把吃苦耐劳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是难以企及的，那些走西口的旅蒙商人采购货物于福建、安徽、两湖等地，牵着骆驼，赶着牛马，以山西、河北为中转站，北越长城，穿越蒙古荒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从而开辟了一条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又一条兴起的国际陆路商路，期间翻越千山万水，踏遍茫茫草原沼泽，穿越浩瀚荒漠戈壁，仅张家口至恰克图，路程约1500公里，沿途地旷人稀，数日不见人烟，夏日骄阳似火，头顶炎炎烈日，脚踏炽热砂石，水源稀少。冬季寒风凛冽，大雪封天，寒冷刺骨，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亦是常事，被冻僵甚至冻死者不计其数。春秋两季，流沙不定，沙尘肆虐，黄沙漫漫，遮天蔽日，沙土埋人的悲剧时有发生。漫漫旅途，吃在驼峰上，经常是筱面沾盐水，睡在牛车里，空间狭小，尚不能伸展四肢，车上柳干为架，毛毡为蓬，前后开洞，风雨直入。正如《恰克图经商万般难》的商谣描述道：“创业难、创业难，要创家业如登山。五更起，半夜眠，不避风雨往前颠。一上坝，变了天，口外刮风雷吼天。四野无村无人烟，犹如走进鬼门关。自己好像阴司鬼，黑夜好像是白天，烧水做饭烧牛粪，牛马尿水和冰餐。”又说，“沙蓬滚旦姑姑吼，掌柜撵着伙计走，弯倒身子春到秋，一年挣个光溜溜。”旅蒙晋商运送一次货物，短则数月或半年，长达一年多，期间旅蒙晋商不仅要经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有时遇到野兽袭击或强盗出没，丢财丧命、客死他乡的也是屡有发生，因而有“十不还一”之说。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是晋商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但也是盗匪经常出没的凶险之地。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没有因此退缩，反而义无反顾，越去越多。除了往来于“茶马之路上走西口的旅蒙晋商，那些闯关东、远赴新疆、日本、南洋的晋商，也都是抛妻离子，过草原、穿沙漠、溯江达海，辗转于万里商路，克服不同的语言习俗障碍，经历恶劣的自然环境，直面凶险的野兽盗贼的威胁。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非凡。清朝嘉兴年间，贩茶利润可观，遂茶行兴起。北方人去南方采购茶叶必须通过水上运输，由于不习水性，舟船运输有很大的危险，但是秦必忠却不畏艰险，只身前往，多年往返，获利丰厚。满清入主中原前，明朝政府命令禁止与满清进行贸易，因而，与满清做生意是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但是商人的本性是逐利的，它驱使着晋商冒着被砍头灭族的危险远赴边关与满清进行贸易，后来，清朝一统中原，为了表彰晋商对清朝建国作出的贡献，清朝把北方边境的贸易经营权全部交给晋商，这些商人中最为著名的八大家，则被清政府御封为皇商。而凭借着皇家特权，晋商一举垄断了边境贸易，从而奠定了日后晋商天下第一商帮的地位。试想晋商若是缺乏不畏生死的气魄，是断不会拥有日后海内首富的辉煌。清朝康熙年间，为了平定蒙古叛乱，清军挥师北上。但是路途遥远，战线过长，军需供应就成为困扰清军的一个大问题。因而，清政府便放宽禁令，应允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以满足军需，而这也为以后的汉蒙互市作出了很好的铺垫。而无所畏惧的晋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且巨大的商机，他们深知风险越大的地方，利润就越大，于是冒着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危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万里随军，贩运军粮军马等物质。同时在随军途中他们还和蒙古人进行贸易，他们把内地的茶叶、布匹、烟、糖等商品卖给蒙古人，再换回牲畜皮毛贩卖到内地，清军驻扎到哪里，他们的生意就做到哪里。正是靠着不畏艰险火中取栗的勇气，这些早期的随军晋商才能在战火纷飞的后方掘得第一桶金，从而也预示着日后旅蒙晋商的无比辉煌。清朝咸丰年间，时逢太平军起义，江南战乱，太平军割据长江，茶道受阻，商人都不敢去南方贩茶，而江南无数茶民则断了收入，流离失所。乔致庸见状认为：天下人皆不去疏通茶路，这本身就蕴含了一个巨大的商机，虽然风险很大，但是一旦做成，既能获得高额的利益，又能为天下茶农谋利，经济社会利益兼得，为何不去尝试一下呢?乔致庸不平凡之处就是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不惧战乱和盗贼之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武夷山贩茶的征途，最终疏通茶路，名利双收。由此可见，正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晋商才敢于万里行贾，“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己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川、楚”，以至于北到内蒙俄罗斯、南抵南洋、西达新疆，东到日本，无不留下晋商的足迹。无怪乎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曹阳县”，内蒙古有“现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凡是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存在。”，晋商的足迹之广由此可窥见一斑。没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晋商是万万不可能取得如此大成就。行商如此吃苦耐劳，坐贾亦然。晋商有句民谚：“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那些商铺中的学徒，一年四季均晚睡早起，提茶倒水斟酒，递烟壶取喷壶提夜壶，扫地抹桌子掸货柜，跑腿送信收账听使唤。白天站柜台招呼客人，晚上清理货物、侍候掌柜入寝之后，还要熟悉记账知识、练毛笔字、熟记银两成色、学习蒙古语、俄语等。在学徒期，三年、六年甚至十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晋商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此可见，做学徒可谓是辛苦至极，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断然不行的。晋商不仅要经历万里行商及十年学徒的劳累艰险，还要背井离乡，抛妻离子，忍痛摈弃常人难以割舍的天伦之乐，独享着那不为人知的孤独和辛酸。可以这么说，晋商是幸运的，他们创造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在那耀眼财富的背后，有着太多悲惨凄怨的故事。离乡不离土，是晋商最显著的特征。因为长期经商在外，所以晋商恋家。那黄土高原的一捧泥土永远是晋商魂牵梦绕的地方，心中挥之不去的也是那浓厚的乡情。因而，晋商辛勤一生、发家致富后往往荣归故里、购置房产，从而荫庇子孙，这也成为晋商外出经商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明末清初，一则流行的民谣从侧面反映了山西人恋家的特点：山东人，瞎乱闯，好交朋友把钱花掉，一辈子在外白跑跳;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晋商一般十几岁外出经商，等到有些积蓄后才回来娶媳妇。然后再出去经商，由于返乡探亲一般规定三年、六年或十年一次，每次三至四月，因而晋商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只有十多次回家。正如清朝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者,亦往往有之。”可能我们后人会疑惑：“晋商如此恋家，且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次数屈指可数，为何不携带家眷经商呢?”但是晋商信守着一条约定俗成但似乎又不近伦理的行规：不带家眷、不在外娶小纳妾、不宿娼嫖妓、不入外籍、不在外置不动产。那是因为山西人忌讳男人外出经商携带女眷，那样会增添男人的负担，分散男人的精力，也容易消磨男人的意志，从而使他们不能专心致志经商。由此可见，晋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爱情和婚姻注定是不幸的，这其中又蕴含着多少男人的凄苦和女人的血泪。“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话儿留;走路要走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紧紧拉住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洒洒地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早日回家门……”这首传承至今响彻于三晋大地的老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多少走西口的山西人的艰辛和悲怆，又唱出了多少青年男女生离死别的哀怨和无奈。在村口的小路边，妻子和丈夫、少女和他的情郎依依惜别，漫漫古道，归期未卜，多情的少女泪眼婆娑、千叮咛万嘱咐，纵有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完，但男子还是狠心地走了。原本缠绵悱恻的爱情及温馨平静的生活便付诸给朔北荒凉的大漠，留下的只有女子相思的眼泪、无声的叹息和艰辛的生活。丈夫出外经商，妻子不仅要受尽相思之苦，还要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正如民歌《尘世上苦命人少有我》所传唱的那样：你走口外我在家，你打光棍我守寡。手拿上镰刀腰系绳，山坡上砍柴谁心疼。手提上篮篮挖苦菜，万般出在无其奈。炉子不快谁给扇，瓮子里没水谁给担。十冬腊月数九天，深沟沟担水谁可怜。深沟沟担水爬不上坡，尘世上苦命人少有我。因而，晋商的爱情又平添了几分女子的哀怨。一首山西民歌这样唱道：“有女稼给走京汉，十年夫妻两年半。白日里伺候公和婆，黑夜间改(稼)与四堵墙。”另外一首民谣这样说道：“半截瓮，载绿苔，绿绿生生长上来。儿出门，娘安抚，隔着门缝看媳妇。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还有一首歌谣也唱出了女子的心声：“悔不该嫁给买卖郎，丢下俺夜夜守空房。要嫁还是庄稼汉，一年四季常做伴。”晋商妻子的内心深处无疑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们以嫁给商人为荣耀，因为将来可能过上富有的生活;另一方面，她们又有着太多的凄苦，因为双方两地分居和聚少离多而倍受相思的煎熬，更要以娇弱的双肩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对于独守空房、消逝青春的女人，将来可能出现的富有，在现实完整的家庭面前又有多少意义呢?晋商背后的女人无疑是伟大的，没有她们默默地牺牲和奉献，就不会有晋商后来的荣耀。晋商并非完全是重利轻离别，他们外出经商也是出于无奈，或因生活所迫，或因受到财富的诱惑，希冀将来能衣锦还乡，盖起雄伟的宅院，“为子孙后代计”，而若没有致富则耻于还乡，甚至流落他乡，不通音讯、客死他乡的事迹不胜枚举。但是晋商成为海内最富的背后有着太多男人的艰辛和女人的不幸。有关晋商妻子苦守贞洁的悲惨故事广为流传，而儿子千里寻父的事迹也有很多。宁武人冯连，他的父亲去新疆做生意多年音讯全无，冯连决心千里寻父，他先卜了一卦，卦象说应往西南方寻找。于是他越过天山，一路乞讨为生，后来到达叶尔羌，幸遇父亲生前的故友，才得知父亲埋葬的地方。交城人徐学颜，他父亲于乾隆初年闯关东，二十载无音讯，徐学颜便到关外找父亲，最后在吉林北木这个地方，遇到父亲的故友，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七年了。祁县人薛贵，出生时父亲闯关东，杳无音讯。薛贵长大后便寻找父亲，最后在铁岭三宝山的一座寺庙遇见一道士，竟是他的父亲。原来他父亲做生意屡次被骗，赔光了本钱，万念俱灰，看破红尘，出家当了道士。薛贵苦劝他回家，但是父亲心意已决，打发薛贵一人走了。临汾县徐树楷，一出生父亲就外出经商，音讯全无。徐树楷长大成人后，行遍陕西甘肃，历时三年，最后在肃州找到了他父亲。
由于两地分居、聚少离多，晋商的爱情也注定了不幸。也有个别晋商难耐相思之苦偷偷光顾青楼妓馆，一旦被号规严明的商号发现，店员可能被开除出号，其他商号也不会录用他，家庭、前途尽毁。另外一些晋商妻子出轨找情人，被家人发现或被休，或无颜以对而寻短见的悲惨故事也为数不少。
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身体上的艰辛，更有情感、家庭及生活上的艰辛。康熙帝曾这样评价山西民风：“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这里所谓的“勤劳易于进取”说明了晋商吃苦耐劳的精神。
乔家始祖乔贵发，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因父母早亡、家境贫困，而备受亲戚乡邻嘲笑侮辱，二十多岁仍是光棍，为了生计和尊严，不得已加入走西口的队伍。他先后给商铺当过伙计，给人赶过骆驼，吃尽千辛万苦。几年后，乔贵发稍有积蓄，于是到包头西脑包自立门户开了一家磨豆腐店。后来为了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发展，他与一个老实本分的秦姓老乡结为异性兄弟，两人扩大经营，开草料铺、兼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及零星杂货，起早摊黑，辛苦经营，经历无数坎坷，最终创立了雄极一时的“复盛公”。
声势显赫的曹家商号的创始人曹三喜，早年家庭贫苦，为了谋生随人到东北三座塔租地种菜，略微富足后与人合伙做生意，用所种大豆磨出豆腐卖，用豆腐渣养猪。多年后曹三喜独立经营，历尽艰辛，后来曹氏商号不断发展壮大，鼎盛时商号遍布全国，资产近千万两，成为晋商翘楚。
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早年都出身贫苦，是晋商中吃苦耐劳的典型。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做过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队当伙夫，服杂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张杰、史大学也是为了生计随着清军征讨葛尔丹部队做随军贸易，后来他们三人结识为异性兄弟，决定合伙干出一番事业。他们肩挑手推，万里随军，不畏艰辛，走草原、穿沙漠、顶酷暑、冒风雪，吃在驼峰，吃冷饭饮苦水都悉为常事。睡在牛车，车篷简陋风雨直入。由于牧民随草场迁移而迁徙，居无定所，且居住分散，草原上的牧户相聚几十里也很正常，王相卿们必须每日肩挑货物走上几十里挨家销售货物，风吹雨打是常事，遇到猛兽袭击的事也是时有发生。一次，王相卿带人去推销货物，等他们辛苦到达目的地，才发现蒙古人已移居别处，这时已是黑夜，一群咆哮的恶狼正向他们围聚过来，万分恐惧之余，他们很快镇定下来，燃起篝火，手拿长刃，和恶狼僵持着，一直坐守到天亮。然而面对这样艰险的环境，他们就这样长年累月奔波在五六千里的商路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相卿等三人最终创立了世人瞩目的大盛魁，极盛时员工有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多头，声称用50两的元宝铺就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成为垄断蒙俄贸易的商号寡头。
诸如乔贵发、曹三喜、王相卿等晋商始祖，都是出身贫苦，为了生存不得已外出谋生，白手起家，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他们为了警示子孙不忘创业之苦，特意将他们创业时用的器具供奉起来。如曹三喜将卖砂锅的车子、磨豆腐的磨供奉起来以鞭策后人勤奋吃苦。大盛魁财神庙前陈列有一条扁担、两个木箱、一块石头，扁担是纪念肩挑贸易起家，木箱是创始人货箱，装财物之用，石头是称银子的衡器，从而告诫后人勿忘祖上创业艰辛。而他们的后代大多也都秉承了先祖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因为吃苦耐劳的品质，才铸就了晋商后来海内最富的辉煌。
乾隆版的《祁县志》记载：“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这里所谓的勤就是指吃苦耐劳的精神，它是人们财富积累的根本。晋商在创业的过程中，能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就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积累起来。更可贵的是他们发家致富后，仍能坚守不忘，这又是他们驰骋商海五百年不倒的重要原因，在“富不过三代”的商界现实面前，这确实是个奇迹。但是创业难，守业更难，许多富可敌国、名噪一时的晋商之所以衰败得那么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家规松弛，子弟多是不务正业、败家享乐之徒。当乔贵发的后代兢兢业业，发展壮大祖业时，与乔贵发合伙的秦肇庆的后人大多却不思进取，无心经营商号，不务正业，坐吃山空，贪图享乐。他们不断从商号中抽取多少股金，乔家后代就填上多少银子。如秦家的一位后人乔石头，吃喝嫖赌，攀比斗富，无所不极。最后在挥霍家业大半后，因为斗富逞强私买皇家偷窃宝物拒不归还而身首异处。秦家的衰败也在所难免。最后，乔家后代创立了盛极一时的复盛公，而秦家股份则由当初的50%萎缩到咸丰、同治年间的25%，1913年进一步萎缩到12.5%,到1952年最后一次结算时秦家股份只有三厘了。平遥的毛鸿岁羽传至第四代，个个不务正业、怠于商肆，只会吃喝玩乐、吸食鸦片，在将祖先辛苦积攒的财富挥霍一空后，最后沦落街头，性命难保。灵石王家后人为抽大烟卖光家产，最后沦为乞丐，讨要不到就去偷。纵观这些纨绔子弟，我们不禁为晋商的衰败而扼腕叹息。他们早已忘却了祖辈走西口肩挑手推创业的艰辛，依靠着祖辈留下来的万贯家财，不思进取、坐吃山空，过着养尊处优、堕落腐化的生活，于是在吸食鸦片喷云吐雾的逍遥快感中，在左拥右抱的温柔女人乡中，在攀比斗富的虚荣满足中，这些曾经无比辉煌的晋商不可避免地衰败了。
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具备吃苦的精神，要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苦难。“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纵观古今中外，但凡有所成就的人都是经历了苦难的磨练。社会竞争，不仅仅是知识能力的比拼，更是意志毅力的较量。吃苦可以锻炼人，也可以成就人。一个人即使才能一般，只要能吃苦耐劳，也能做出不朽的业绩。因此，吃苦是一种财富。怕吃苦的人，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的人，吃一时之苦。同样，经商也是如此。吃苦耐劳是一个商人永葆成功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为什么在现实中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没能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商业定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超过了300万，调查显示，由于找不到合格的接班人，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宿命。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数企业家在艰苦奋斗发家致富后，其子孙后代没有继续秉承祖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多是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有这样的企业家，企业焉能不败?而晋商纵横商海五百年，不是历经二代三代，而是历经数十代而长盛不衰，在钦佩之余，这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深思!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晋商能够一以贯之地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因此，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只有加强对子女的做人教育，从小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其成为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从而使吃苦耐劳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可能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在商海沉浮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