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城市后，我们家依然保持着过春节贴春联的习惯。然而，我家门上的春联，再也不是我亲笔书写的自由体了，而是孩子从书店买回来的五花八门的印刷体;再也不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了，而是清一色的“年年顺景福星照，岁岁平安合家欢”“迎新春全家幸福，贺佳节满门吉祥”……
今年春节前夕，我打电话告诉家人，叫他们不要买对联。
“为什么不买呢?难道今年不贴对联了吗?”妻颇感诧异。
我说：“要贴对联呀，等我放假回家写。”
“哦，你有几十年没写对联了哈!”
由于长期工作在外，而且，往往大年三十才赶回家——的确有几十年没有写对联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还在老家某中学教书。那时的春节，是庄户人家最看重的节日，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在我们乡里，大家认为我的毛笔字还“拜得客”(拿得出手)，于是，本村的、外村的、认识与不认识的村民都来请我写春联。写好之后，乡亲们要给我“润笔费”，但无论多少，我一概拒绝，乡里乡亲的怎么能收费?当然，也有提一篮蔬菜来的，揣几个鸡蛋、鸭蛋来的，我也通通谢绝。有个中年妇女为此还生了气：“你不收我这篮菠菜，对子我也不要了!”
大年三十的早上，门一打开，就有人拿着红纸上门了。“戴老师，过年好!我是胜利村的老吴，请您帮忙写几副对子。”来人自我介绍。刚铺开红纸写了几副，门外又来一拨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本村的、外村的，一个个满脸堆笑地向我打招呼：
“戴老师，过年好!”“你好，戴老师!”“戴老师，拜个早年!”
“大家都好嘛——哦，年在你家呢!”我忙不迭地回应道。
“请问您是……”我对一位高个儿的老乡似曾相识。
“不记得了么?我是卫星村吴铁牛的爹。”
哦，记起来了，那年他儿子铁牛结婚，还是请我去他家写的喜联呢。
“来，抽支烟!”“嗨，抽我的嘛!”“要得，我抽的是阿诗玛，你抽的是大重九。”“能抽阿诗玛都不错了——当年我只能抽8分钱的经济烟呢。”人们一边相互敬烟，一边开着玩笑。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土分到了户，村民们精心伺候庄稼，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有的建砖瓦厂、有的开面粉厂、有的办养殖场、有的跑长途运输，一个个先后都富了起来。
招呼他们坐定后，我又提起笔来。无须磨墨，我预备了一大瓶墨汁。幸好有儿时的玩伴狗娃子帮忙裁纸。我写好一副春联，大家就拿去院坝里晾。大人吩咐小孩在院坝里守着，不让鸡鸭踩踏。
妻从厨房里出来，热情地招呼大伙儿吃汤圆，大伙儿都异口同声道：“吃过了!”
我胡乱吃了一碗汤圆，就继续在八仙桌上“龙飞凤舞”，先写横批“迎春纳福”，再写对子“迎新春家兴业旺，庆佳节国泰民安”。写罢，我问：“谁要这副?”“我要!”狗娃子抢先应声，其余的也想要，但回答晚了。我说没事儿，想要我再写便是了，等我写完，大家随便挑。
我知道，乡亲们文化不高，是不会喜欢“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我饱蘸浓墨，一挥而就：“迎春接福人财旺，家庭和睦事业兴”“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多财多福多吉利，好年好景好运来”……
每写完一副，就有人啧啧称赞。我谦逊道：“好啥哟，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堂屋里一片笑声。
日上三竿，满院坝的春联被太阳照得通红通红。乡亲们早已瞅准自己喜欢的春联，俯身小心翼翼地拾起来，把上联放面上，一副一副地叠好，装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当然，装进布袋的还有满满的幸福和喜悦。
此时此刻，回忆起当年写春联的一幕幕，我分明地感到，乡亲们被春联染红的日子，悠长、悠长……(戴若冰)
编辑：李玉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