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与天涯》是典型的社会派悬疑小说，通过对人物细节与社会问题的真实描摹，探索时代环境如何诱发人性之恶、陈腐迂谬的观念如何对人造成心理扭曲。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成为案件的主要聚焦点，尤其是父母以爱与奉献为旗却种下恶果，不仅使爱成为孩子避不开逃不掉的枷锁，而且放任号称“管束”、“教育”孩子的场所成为罪恶蔓生的源头。而这些悲剧最终也由孩子亲自终结，形成闭环。
在市场经营小本生意的猪肉贩杜瑞通苦苦追寻着二十年前发小徐歌被杀害的真相，却毫无进展；其发小的前女友历经婚姻风霜，疲惫不堪；以前曾在警局共事、现已是刑警队组长的同事则终日奔走于市内的其他命案。每个人都游走于庸碌的日常当中，却都始终无法忘怀二十年前的悬案，在二十年后的现在因缘际会地发现，平日不经意的人际往来、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起眼又琐碎的零星小事，竟在一个节点上有了交集，指向一段早已被掩盖的过去。
徐歌被杀害的地点是一间猪肉铺，临死之前他紧握着一个奇异的图案标志，他出事的时候恰好又碰上杜瑞通离开本地、去南方参加妈妈的葬礼，诸如此类细节一点一滴通过杜瑞通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穿插浮现，他碍于人情帮忙打听的线索无意成了寻找徐歌案真相的一点苗头，又仿佛牵扯出了更错综复杂的罪案关系网。
小说的悬疑主要落在环境而非推理上。作者在这本书中不侧重推理手法的细密编织，而是藉由杜瑞通的视角缓缓展开一张网，案情的关键线索散落在各处，而不同人物思想情感的缺陷、心理状态的幽微变化嵌在这些刻意留出的情节网眼中间，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映，首先流露于这些人性侧写。其次是对社会时代背景和人物行为逻辑衔接处的着力刻画，人性幽微的背后映照出社会巨轮的滚滚向前，人物看似在无意中做出选择，实际上涵盖了当下社会环境形塑的必然结果，成为冥冥之中的一种注定。这等草蛇灰线，作者有意写，敏感的读者也有意读。小说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在书中形色来往的诸多人物之中，更为重要的几个角色每人都代表一条关键的线索，却没有谁是背后的“大反派”。没有谁是一开始就是大奸大恶、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犯，却造成了最始料未及的后果。该怪罪谁呢？结果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倒下，生活的恶意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人们心中罪与恶的种子，令人明知故事的大体走向，仍不自觉地被卷入案件内。
有些遗憾的地方是，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算太长，出场人物却稍显杂多缭乱，作为主视点的主角与配角群像间的平衡有时被打破，失去重心；一些繁复铺垫的细节，也使部分章节的叙事节奏一度有些缓慢。但小说的写作绝不能算“水”，因为让读者“置身其内”的契机恰恰也在细节处，这是见观察力的。作者在悬疑主线之余写为生活奔波的市井小民的百般样态：惦念着逝去的大女儿、却不曾理解小女儿的父母，想寻求更好的发展而进城、却因私自接活而发生意外的农民，因继母而与父亲生出隔阂的男孩，对父母心灰意冷经历悲惨遭遇的女儿，想利用打工攒下的钱去过更好的生活、却因钱财被人偷走的意外最终步入人生歧途的青年人……不约而同的是，甲之蜜糖成为乙之砒霜，父母的爱最终却导致孩子成为受害者，而他们似乎无法明白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加害的“源头”。而这所号称能将“叛逆的孩子”调教成“乖孩子”的白马书斋，是父母塑造和控制孩子的称心如意的抓手，也是孩子纯真灵魂的墓地。
作为小说的关键词，“白马”取自曹植诗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似乎意气飞扬、冀望广大，实际上却代表着深黯的“黑”与丑陋的恶，以相反的张力，串接起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巨大断痕。“我的白马儿你慢些跑啊/这一次没有我带你回家”，白马让人联想到这句歌词，马儿应当悠然自得地漫步和奔跑，在小说中却受困。奔跑的天性转换为逃跑的渴望，但小说并未把视点放在逃跑，而是将其前移，试图写出困囿白马的场所和其复杂的成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与天涯》不仅是一篇“较为好看”的小说，也是一篇“值得一看”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