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外，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它不是空间上的遥远，而是记忆中的遥远。
1969年4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山西省大同市南门外空字116部队训练队。
南门外，有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坪，那是一个机场。机场没有跑道，也看不到飞机。据说之前那里有一个滑翔机学校，机场是供滑翔机起降的。那年秋天的某一天，草坪上降落过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二十余架直升机，乘坐直升机来的有几位大人物。
训练队的营房离机场不远，步行十分钟。营房大门不显眼，进去后是一个斜度颇大的下坡，坡下有一个篮球场兼操场。操场的左侧是食堂。食堂的后面有一片不高不矮不粗不细的杨树林，望出去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春天里的树叶格外嫩绿，风吹过来，杨树摇曳着身姿，身后的小河忽隐忽现带点神秘。
顺着操场往前走，是我们的宿舍兼教室，长长的两排平房。整个训练队不足百人，小环境舒适惬意。
天渐渐暖和起来。离家时穿上的新军装是冬装，该换夏装了。司务长让我试了一下，五号军装合身。他寻思了一下，“今年夏天可以，明年就没法穿了，正在长个头呢。领四号吧!“他的想法是对的，冬天再来临时，我的棉裤就短了一截。又是司务长找了点棉花和布，让刚入伍的几位女大学生帮我把裤腿接了接，才撑过第二个冬天。
那年我13岁，身高1.55米，体重73斤，读初一。带兵的老朱想招几个小兵，到学校里乱转，看中了我。从小看着革命电影《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长大，我早早就琢磨着怎么才能去当兵。曾听说某地在招小兵，我没跟家里打招呼就跟一个小伙伴跑了，跑到半路被骑着自行车的舅舅给抓了回去。没想到这次机会送上门来了，我高兴得直蹦。父亲、母亲、外婆都不同意，说我太小了，想当兵可以，再等几年。我就跟他们倔。带兵的老朱到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我最终如愿以偿。我们那批兵总共100个，跟我同岁的有三个，大我三、四岁的很多。
四号军装穿上后，领口显得太大，垂在胸前。有一天，训练队组织战士们去市区照相馆照相。轮到我时，照相馆的人找了个夹子，把我的衣领从后面夹住，拍出来的照片像是穿了合身的军装。
作者青年时军装照
走出照相馆，我沿着街面溜达，等战友们拍完照集合。没走几步，迎面并排走过来两位身着陆军军服的军人，臂上套着红袖章，红袖章上赫然印着“纠察“二字。我与两位纠察即将擦身而过时，离我较近的那位朝我喊了声：”站住!“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领口，还好，风纪扣是扣着的。新兵训练时，领导就反复教育我们，出门一定要检查军容风纪，如有军容不整，被纠察队抓住是会被带走的。叫我站住的那位纠察看了看我，问道：”你穿的是谁的军服?”我答道：“我自己的。”他听着我那尚未变音的童声，显然不相信，继续问道;“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报出部队代号。“你们部队驻地?“纠察又问。我回答道”南门外“。正在此时，我们队长走了过来，看纠察正在盘查我，问”怎么回事?“纠察看队长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显然是位干部，又像是认识我，便问他：”这是你的兵吗?“队长说，”是的“。两位纠察对视了一下，似乎是找不出什么破绽，便对我们说，”没事了“，继续往前走去。队长看看我的领子，摇了摇头。那怎么办?我也希望我的脖子能长粗一点。
一晃就到夏天了，队长对我的衣领还是耿耿于怀。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队长让我跟他去市区改衣领。南门外离市区大约七、八里路。一路上，队长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无话可说。我跟队长并不熟，平时都是跟班里的战友一起训练一起玩，跟教员打交道多一些。我只记得队长是个山东人，个子高高大大的。他故意放慢脚步，好让我跟得上。找到一家裁缝店，师傅看了看说，衣领没法改。又找到第二家，依旧说，军衣无法改。找到第三家，师傅看着我的衣领吊在胸前，忍不住笑了。还是没法改。
大中午的，我跟着队长走了一头汗，他也一脸沮丧。那时，部队星期天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半吃完早餐后，就没有午餐吃了，下午四点半前归队，能赶上晚餐。队长一转身，带我走进一家冷饮店。他让我坐在一张小桌前等他。不一会儿，他端着一个玻璃杯回来，玻璃杯里装着浅黄色的液体，表面有点气泡。他问我：“喝吗?”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啤酒“。我根本没听说过。他看我没反应，说：“你尝尝”。我端起杯来抿了一口，皱着眉头说：“太难喝了”。队长走去柜台给我要了一杯冰淇淋，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上一次吃冰淇淋，还是当兵前一年的夏天，跟外婆、母亲和弟弟去南京玩时的事情。
回到班里，我把队长带我改衣领没改成，带我去喝啤酒和吃冰淇淋的事讲给战友们听。他们问我啤酒什么味道，我说可难闻了，一股骚味，像马尿一样。
南门外的夏夜非常凉爽，轮到夜里站岗，要穿大衣。哨兵由训练队的战士们轮流担任，夜间在营区内巡逻。每班岗两个人，两个小时一换，十天半月轮一次，不耽误第二天训练。静谧的夜晚，只有风吹过时，听到杨树林沙沙作响。
保密教育是训练队的家常便饭。每天训练开始时，我们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在部队学什么，做什么，对谁都不可以说，对父母也不能说。不同的班组之间，也要做到“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十月上旬的南门外，已是秋意浓浓。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训练，突然集合哨声响起，训练队全体集合，去南门外机场执行任务。训练队的几十号人在机场草坪上一字排开，列队完毕，就听到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转眼间，一架接一架直升机在草坪上降落，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肚子滚圆，有的细细长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直升机，好壮观啊!数了数，大约二十多架。
陆续有人从直升机上下来，都穿着军装。一群人簇拥着几位首长模样的人向我们的队伍走来。走近队伍时，其中一位大声宣布，热烈欢迎某某首长、某某首长视察部队。大家热烈鼓掌。最大的首长是当时的总参谋长，陪同的有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等等。我们队长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右一名，我紧挨着他站。我们的身后便是迎接首长们的车队。
人群向车队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总参谋长快到队伍尽头时，突然向我走来。他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一下，问了一句：“你多大了?“我心里一咯噔，报了个虚岁：”报告首长，我14岁。“虽然当兵半年多了，我一直担心年龄太小被退回去。首长和气地说，”那么小就参军了?“跟在他旁边的是总后勤部长，马上插话说，”你当兵不也是14岁吗?“总参谋长笑着答道，”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叫红小鬼。“总参谋长接着问我，”做什么工作啊?“我看了一眼站在我右边的队长，只见他直愣愣地盯着首长，不理我。我只好说，”报告首长，不能说。“首长笑了，把眼光移到队长脸上。队长马上说，“报告首长，我们是XX部队。”首长点了点头，和队长握了握手，又转过来和我握了握手。一群人说着话朝我们身后的车队走去。
等首长们的车队离开了，我们整队集合回营房。回营房的路上，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那一群大大小小的直升机。回到营房，解散。一些比较熟悉的战友就围着我问，“首长跟你说什么了”。我满脑子还是那群直升机，回答他们说，“不能说。”战友们悻悻的。看得出，都挺羡慕我的。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接到父母的来信，信中问我，听说总参谋长跟你说话握手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们的。关于此事，我回信时还是三个字;“不能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部队学什么做什么。
冬天来了，新兵到部队了。新兵接受保密教育时都知道我的名字，我被作为典型案例写进保密教育材料了。
再穿上棉衣时，我结束了训练队的生活，离开南门外，被分配到中队参加战备值班了。
53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的南门外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用说，一定是现代化的美丽都市风景。可是对我来说，留在心里的，才是最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