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口发号施令的钟。我的故乡有五个生产队，自村东向村西按乡亲们住的位置划分了生产队，我家住村西，就分到了第五生产队。
五队的钟挂在村西小街的老槐树上，队里安排出工都是敲敲钟把社员召集到槐树下。一般是队长敲钟，社员们听到钟声就走出门来，有端着碗边走边吃的，有边走边梳辫子的。女子们手里多是做着营生，很少有空着手去的。一去一回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乡亲们舍不得浪费了，总是活儿不离手。
小街很窄，把老槐树和钟衬托得都很大。社员们坐在小街两边的石头和树墩上，边做营生边听队长吩咐农活。队长也是等人齐了再安排，有时拉土有时翻地，重农活让男人做，相对轻闲的农活让女人做。队长是社员们选出来的，有很高的威望，安排的农活也合理。男人出了力理应得到满工分，女人省点力气少得点工分也无怨言。
社员们没假期，雨天不能出工，算是老天爷给社员们放了假，女人就包饺子调剂一下伙食，男人吃着饺子喝点小酒，日子立马就妥了。环绕在厨房门口久久不肯散去的炊烟贪婪地享受着饺子的香味，整个村落都是温情的。午后听着雨声小睡一会儿，生产队的钟在雨声中安静着，只有钟的绳子在风的摇曳里飘忽不定，惹得淘气的孩子敲几下钟就跑开去，队长出门拿个棍子把钟绳挑到高处的槐树枝上。
孩子们捣乱时敲的钟声和队长敲的钟声是不一样的，孩子们捣乱的钟声没有节奏，没有在空气里跌宕的悠扬声，社员们一听就听出来了，不去理会。钟声虽不是语言，但一本正经的钟声是带着邀请的，潜意识里能引起社员们的重视。有急事的钟声是“当当当”的声音连在一起的，平常的“当当”声是舒缓的，似乎给社员们的到来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队长可以不识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就行，有组织和领导能力就行，会计就得有文化了，记个账，分个红，都需要会计拨拉一下算盘珠子。队里响应上级精神，有时利用午后暖洋洋的光阴召集社员集中在钟下，让有文化的人给社员们念念报纸，念的人声情并茂地朗读，没有文化的社员也听不懂，就交头接耳说悄悄话，说中午包的韭菜包子真好吃，鞋底那么长的包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半。
无论开什么会，都是集中在挂钟的老槐树下，队长叉腰大声传达会议精神，女子们纳鞋底的“刺啦”声做伴奏。开会的时候女子们是不绣花的，生怕队长钟声一样的说话声把布上温柔的小花花小生灵惊着了，她们知道在钟下做什么活儿合适。若是有了小意见也不愿意发表的女子，就狠狠地把针举到油光油光的头发上蹭一下，算是表达了内心的反对。当然，若队长的话说到心里了，就暂且放下鞋底认真听会儿。
分粮食的钟声是理直气壮的，社员们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推上木车去麦场分粮食，早早站上队，好把粮食早点分到家。分菜的钟声是舒缓的，敲的时间也长一些，最适合老人的耳朵听，老人听到了就出门打听一下是不是分菜，随后安排孩子们去领菜，一般猜测着分什么菜就带了对应的东西。西葫芦下来时是带包袱去的，圆滚滚的西葫芦在绵软的包袱的呵护里不容易弄伤;若是韭菜，就背了筐子去，水灵灵的韭菜竖着放在筐子里，小小的白色韭菜花像灯光一样欢快地跳跃。
最难分辨的就是敲分马肉的钟声了，说它急切吧，有压抑的缓慢，说它缓慢吧，有一丝愧疚，很多社员是分辨不出来的，就去小街口问敲钟的人。回答说“老马死了，给每家分点马肉”，那声音里掩饰不住对一匹马的怀念和没有照管好马的内疚。大人们叹口气端了盆子去分肉，神情里带着惋惜，只有孩子是快乐的，贫瘠的生活里有马肉等着，炖着吃或包饺子，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冬天的钟挂在沧桑的槐树上，老远就看见了锈红的钟，它像一个巨大的鸟窝，是温暖而孤单的。到了春天，槐叶悄悄长出来，那钟在槐叶的陪衬里也有了生机，槐影一闪一闪倾洒在钟身上。等槐花长出来，那钟就美了就香了，有蜜蜂围着，一敲，洁白的槐花就落下几粒来，落在队长雪一样白的鬓角处，那时候，社员们瞬间就深知了队长的不容易，一个人带领一群人来改变生产队的面貌，不分日夜地想法子，争先恐后地和别的生产队竞争，确实是不容易的差事。队长干够几年就换年轻人了，不过，老队长还是习惯在钟下走走，关心着生产队的发展，期盼着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钟下发生的一幕幕故事，都在社员们中间流传着。孩子拿着馍跑来，孩子的娘就喊上了：“你吃饼子吧，你姐姐哥哥干活费劲，让他们吃馍。”家里有余粮的人就劝孩子娘别训孩子了，让孩子娘去自己家里背粮食去，回家就准备好结结实实的一布袋麦子。等过完麦收分到了麦子，归还时总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还一捧。乡亲们交往不计算斤两，心里都有一杆秤。
自从实行责任田之后，乡亲们干农活就不用听队长指挥了，自家的地什么时候耕什么时候浇心里都有了计划，那钟就再也不用响起，慢慢地与老槐树一起老去一起腐朽。
远去的钟声是乡亲们怀念的，那是一段铿锵的岁月，是战天斗地的岁月，正是那团结奋进的热火朝天的精神，教会了乡亲们热爱劳动，正是那热爱土地的情愫揭开了责任田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