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轮今年87岁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岗位是深圳康佳集团客座教授。1993年，他从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退休时，已经做了10年的正师职教研室主任。当时，大女儿已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安居乐业，想让他们老两口去美国一起生活，安享晚年。张传轮是那种闲不住的人，生活中什么都可以缺，唯独不能缺工作。左商量右盘算，他不听老伴和儿女们的劝阻，应老友之邀跑去深圳大学谋职。碰巧，康佳集团请他去讲了两次课。他从技术路线讲到售后服务，集团老总听得心服口服，硬是把他留在康佳做了客座教授。他这一干又是12年，光是为康佳集团做的各种技术培训手册已可谓“著作等身”。
听说张教授早年参军，而他职业生涯的中间一段在安徽工学院当老师，并非军人，后来又是穿着军装从部队院校退休的。抱着几分好奇，我请他的儿子张晓锋根据张教授的身体情况，安排个机会，听听他的故事。
张晓锋很认真，和他二姐一起特地安排了一顿周末午餐，请张教授和我边吃边聊。张教授更是认真，他知道我的来意，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水都没喝几口，别说吃饭了。一边听张教授讲，我一边想，眼前这位老人既有军人的坚毅与耿直，又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与风范，奋斗一生，坎坷一生，所有的苦难都在谈笑间略过，所有的言语都归结到对军旅生涯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岁月在他的容颜上留下了痕迹，却丝毫没有磨损他的赤子之心。
张教授的故事是从抗美援朝时期讲起的。他报名参军的日子是1950年12月下旬，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全歼美军“北极熊团”，重创美军王牌部队第10集团军的那一时刻。此时全国军民斗志昂扬，整个华夏大地回荡着豪迈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热血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准备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南京市政府大礼堂里，一场隆重的欢送大会即将召开。礼堂里人头涌涌，台上台下的人都在找寻自己的座位。一位胸带红花的小伙子懵懵懂懂地从人群里往前挤，他就是张传轮。当时他正在读高中，不满17周岁，体重不到38公斤，不符合征兵的要求。他找到军代表，胡搅蛮缠坚决要求入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军代表被他缠得没办法，再加上他有点“背景”，只好特批他参军入伍。
张传轮的“背景”就是他的父亲张友鸾先生。张友鸾先生是安徽安庆人，我国著名报人，21岁就被聘任为《世界日报》总编辑;23岁时，受老师李大钊委派，任《国民晚报》社长;抗日战争期间与张恨水、张慧剑同在重庆《新民报》任主笔;战后重返南京，自办《南京人》报，不遗余力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独裁。他还创作了大量杂文、小说，出版了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解放后，作为民主进步人士，张友鸾被周恩来总理委任为南京市政府委员。
正当张传伦在人群里不知所措时，被他大姐张钰一把抓住了手，拽着他往记者席的方向走去。他大姐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穿着一身当时最时髦的大衣领双排扣的列宁装。眼见到了记者席，碰到迎面走来的《新华日报》社社长石西民。此君是位老革命，后来出任过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市委常委、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石社长见张记者手牵着一位胸带红花的新兵，就问：“这是谁啊?”，张记者回到：“这是我弟弟”。石社长笑着说：“原来是张友鸾先生的公子啊?我们今天欢送的不仅有工农子弟，还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好事啊!”他想了想又对张记者很认真地说：“你回去请你父亲写一篇送子参军的文章，我让总编室发在报纸头条。”说完，石社长牵过张传轮的手说;“跟我走”，拉着他就上了主席台，让他坐在自己旁边。
张传轮坐在主席台上，俨然感觉自己就是新兵代表，非常坦然。他放眼望去，礼堂里坐着的站着的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密密麻麻。他听到市长自豪地说，南京市总共有一万名新兵入伍，准备奔赴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天市委市政府领导们在市委招待所请大家吃饭，为勇士们壮行。
半个月后，张友鸾先生送子参军的文章果然登在《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可是张传轮却没有见到鸭绿江，他和其他一些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学生兵一起被拉到了北京通县。解放军第一军械技术学校(解放军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的前身)在此地刚刚组建完成。为朝鲜战场的需要，苏联援助了一批武器给中国，从AK47自动步枪，到12.7双管高射机枪、14.5高射机枪、152加农榴弹炮，以及喀秋莎火箭炮，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武器。因我军整体文化程度较低，急需培养掌握这些武器操作技能的人才。说到这些武器时，张教授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真是令人钦佩，这几乎是70年前的事了。
第一期学员总共是400人，张传轮是其中之一。在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后，学员们被编入不同的武器系学习。张教授记得前两年的课程主要是数理化和俄文，第三年才重点学习武器知识。教员大多是苏联专家，也有一些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技术军官。冬去春来，寒来暑往，三年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前方依旧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学员们被频频传来的捷报振奋着，期盼早日学成奔赴战场一展身手。终于到了毕业的时刻，按照苏联军校的模式，毕业考试在国家考试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最终只有180名学员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资格。
张传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其他30多位佼佼者一起留校任教了。那是1953年2月，他当时不满20周岁。也许他天生就是一块当老师的料，张传轮站上讲台就自信满满，不仅自信，而且循循善诱。每当学员们听专业课听得疲惫时，他就穿插一点小故事，让学员们轻松一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了一个苏联王牌飞行员契卡夫的故事，让学员们思考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武器重要。这位契卡夫试飞米格9到米格15，从不带降落伞，他认为这么贵重的战斗机比生命重要，必须万无一失。而斯大林知道此事后就亲自指示契卡夫一定要带降落伞，宁可损失飞机也不能损失飞行员。在一旁听他讲课的苏联上校顾问此时连连点头称赞：“沃钦哈拉硕(很好)”。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后，张传轮的学员里多了很多从前线回来的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都喜欢听张传轮的课，觉得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好理解，容易记。课间，有的干部调侃他，说他以后一定是个“屁股冒烟”的知识分子。“屁股冒烟”的意思是能够享受坐吉普车的待遇，当时只有师以上干部才配吉普车。1955年，张传轮被授予少尉军衔，今后能否当上师级干部，还是个遥远的梦。
解放军第一军械技术学校给张传轮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这里是他事业的起点。他从一个新兵成长为一名军官，从一名学员成长为一名教员。不仅如此，他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爱人沈春香。这是一位在兰州白塔山下长大的姑娘，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15岁就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当了兵。一次课上，张传轮讲授高射机枪瞄准镜的原理，学员沈春香搞不懂，反复提问。张传轮不想在这个细节上耽误太多课时，就对沈春香说，你没学过几何，所以跟你讲不明白。好胜又倔强的沈春香怎么可能服气，下了课就找张传轮讨教，非要搞明白不可。一位是青年才俊，一位是美丽女兵，一来二往，爱情的火苗就点燃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张传轮迈步在事业的坦途上，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命运的转折点却悄悄来临。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张传轮的父亲张友鸾被带上了右派的帽子。张传轮原本辉煌的前程瞬间变得渺茫了，组织上决定让他脱军装转业，参加地方建设。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半辈子的父亲怎么就成了右派，更为自己的被牵连感到委屈。张传轮感到自己的人生一下从山巅跌到了谷底。另一重打击接踵而来，他和沈春香的恋爱关系也受到了阻挠。组织上要求沈春香与张传轮脱离恋爱关系，否则就一起脱军装。患难见真情，沈春香爱上的是张传伦这个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亲朋好友的压力，她没有丝毫动摇，誓与张传轮做一对打不散的鸳鸯，张传轮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宁愿自己受委屈，家人受牵连。就这样，1958年3月，张传轮和他的爱人沈春香忍痛脱下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军装，告别部队，回到了张传轮的祖籍安徽。张传轮被安排在安徽工学院当老师，沈春香被安排在合肥重型机械厂工作。安顿下来后，他们精心挑选了一个结婚的日子：1958年8月1日。军装虽然脱了，可是“八一”却永远铭刻在心里。
一年多以后，他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了，由右派改为“摘帽右派”，政治地位提高了一点。张教授回忆说，他转业到大学当老师后，主要教授物理学、电工学、汽车拖拉机电气等课程。他上课很注重实践，在讲电工学时，他坐在讲台的椅子上，脚不着地，把手指插进背后墙上的电源插孔里，很吸引学生。安徽工学院与合肥工业大学多年来分分合合，他并不在意，一门心思边教书边学习边做学问。他不满足自己在部队院校所学的知识，又攻读了安徽省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并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在那个斗争的年代，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研书”。而他的爱人沈春香却还是保持着在部队的那股子倔强，难免有时被批斗一番。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俩精打细算地过着小日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
斗转星移，时代翻到了改革开放这一页。张传轮忙起来了：在学校里，他是教学骨干;回到家，继续运用他的专业知识，为家里装个小电视机。邻居发现他家的电视机会“长大”，是因为他买到大一号的显像管，更新一下零器件，电视机就大了一号。高考制度恢复了，邻居的家长们请他去辅导家里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这些学生压根没想到此生还有考大学这回事。他辅导过的学生个个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物理都是高分。后来某重点中学的校长亲自登门请他给学生做辅导，辅导的“报酬”就是一杯茶，一包烟，他却乐此不疲。他调侃道，“那时的高考物理题我能猜个80%。”
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张传轮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再一次穿上军装。改革开放不久，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找到张传轮的父亲张友鸾先生，要在报纸上连载他编译的一本文白对照的书：《不怕鬼不信邪的故事》，配合当时全国掀起的解放思想热潮。主持军委工作的罗瑞卿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当公安部部长时，就认识张友鸾先生，并读过他的许多作品。这是他亲自指示解放军报社去联系张友鸾先生的。当报社领导询问张友鸾先生有什么事需要转告军委领导时，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已经老了，能为国家做的事不多了。但是因为他的右派问题，儿子受到了牵连，被迫脱去军装，一直心有不甘。知子莫如父。张传轮的“背景”又一次帮助他实现了从军梦。
1979年，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合肥组建。部队派人到安徽工学院考察张传轮，发现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教师。学院听说张传轮要被调走，就是不放，改革开放初期到处缺人才啊。不得已，部队通过安徽省委组织部向安徽工学院组织部发了“强调函”。
当年5月，张传轮重新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一名正团职教员。他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期间主要教授电子对抗技术基础课。多年后，他的学员很多都成为电子对抗部队的翘楚。他领军的科研项目，他撰写的科研论文屡屡获奖，很快他就被晋升为教研室主任。八十年代末北京的那场风波波及全国，当时学院党委很担心学员们会“无事生非”。学院的政委知道学员们爱听张传轮的课，便找到他，要张主任多多上课。那段时间，他天天站在讲台上，学员们也真的被他的课吸引得“安分守己”。过后，政委拉着张传轮的手说，“党委感谢你”。
第二次穿军装，一穿又是十四年。临到组织上批准他退休时，他又对这身军装依依不舍了。平时工作忙，没顾得上拍几张单人照。他整了整军装，让儿子拿着相机，给他再好好拍几张军装照留念。凡是穿过军装的人都知道，那一抹军绿是镶嵌在心坎里的，永远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