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合肥这个省会城市声名鹊起。城市面貌变化大倒是次要的，真正让人咂舌的是，合肥市政府扮演了投资银行的角色，挑选引进多家著名的高科技企业，与商家做起了合伙人，充分展示出商业的智慧。
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大力引进外资企业的情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之一的袁庚，是当年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袁庚有一个观点：外商赚钱，是招商局的成功;外商亏钱，是招商局的失败。这个想法，与当今的合肥市政府如出一辙。
我这一代人，生长在计划经济时期，从小对商业的认知大多是负面的，或与资本主义有关，或与剥削有关。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改革开放的理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的民间商业也没有蓬勃发展起来，只出了几位类似“傻子瓜子”般的万元户，以及为数不多的乡镇企业。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老干部考察新建立的深圳特区后，流着泪说，“修了修了”，意思是修正主义了，不是社会主义了。我脱下军装，刚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那会儿，对深圳特区的一切改革都十分新奇，包括求职、买房、奖金、股票等等，感觉就像是天方夜谭。
招商局是晚清权臣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创办的，从船运开始，发展出煤矿、纺织厂、银行等，后又经历了民国时期的风风雨雨，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起义成为国企。袁庚的远见卓识和商业天赋，让招商局焕发了生机，开创了蛇口工业区这个改革开放的试管，又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股份制企业，以至今天，招商局集团成为央企中的佼佼者。
袁庚时期，招商局为了让干部尽快具备现代商业意识，为入职两年以上的干部提供一次学习机会。说是学习，其实就是到香港旅游七天，开开眼界。
那是1992年端午节，我第一次到香港。当时香港还未回归，算是第一次出国。从罗湖口岸排队过关，坐火车，转地铁，住进了位于上环的华泰大厦—招商局内部酒店。酒店房间狭小，却也是一人一间，设施一应俱全，包早餐。除了在出发前集体学习“外事纪律”外，到香港后完全自由行。期间，报销一次海洋公园门票，包括公园内一顿豪华自助餐，从酒店到公园往返出租车费。报销一次电影票，如果电影票背面注有三级片字样，则不予报销。除此以外，每天还补助180元港币(当时内地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没那么多)，省吃俭用的话，一周下来足够采购点物品带回家。当时我心里想，招商局对员工真是出手阔绰。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我每天拿着地图，把有点特色的地方都跑了一遍。从尖沙咀眺望维多利亚港对面高楼鳞次栉比的香港岛，观赏弥敦道夜晚眼花缭乱的霓虹灯，穿行于宽敞明亮秩序井然的地铁站，体验投两元港币就可以穿梭港岛的双层有轨电车，在物品贵得惊人的豪华大型商场里小心张望一圈，去拥有多个影厅的电影院选看一部影片等等，真的像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一趟豪华游着实震撼了我，同为中国人，在香港这片弹丸之地上创造出的财富竟然与内地有天壤之别。
袁庚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周五的下午三点多，某港商到招商局财务部取一张支票，神色匆匆，车在楼下等着，没有熄火。问其何故，答曰，赶在银行四点半下班前存入支票，便可多出周末两天的利息。袁庚用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时间就是金钱。在深圳蛇口港附近，一直矗立着一块巨幅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如今这块广告牌已算是一件文物。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被批评过，说招商局“又要钱又要命”。
我第一次去香港感受到的效率，不仅仅体现在整体的社会财富上，从街上行人的精神面貌也可见一斑。无论是地铁还是商场，凡有扶手电梯的地方，行人总是靠右边站，让出左边给赶时间的人走。电梯走人也走，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到了香港，很自觉地入乡随俗了。记得当年从香港回来后不久，去北京出差。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一两条线，乘坐地铁仍然要人工售票检票。地铁站里行人并排走着，悠闲地踱着方步。看着与香港的差别，我感悟到生活的节奏体现了人们对效率的态度。
我在招商局工作了13年。因为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我两次走进位于合肥市淮河路的李鸿章故居，去追寻历史的踪迹。第二次进去时，发现故居里多了一些李鸿章创办招商局时的相关资料。我猜想，一些用于介绍史料的影像设备，应该是招商局资助的。
李鸿章，人称李中堂、李合肥。在进招商局之前，我对此人的了解基本就四个字：卖国求荣。到了招商局工作后，才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多的了解。多年前，我还特意买了一本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这本书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梁启超对李鸿章所办商务，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李鸿章采用的“官督商办”是错误的，官方不应干预商业。梁启超在书中写道，“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意思是中国人天生会做生意，只要政府制定好的制度，国家富起来快得很。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人赚钱的能力不比犹太人差。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还真是如此。
中国自古就有“丝绸之路”，如今又有“一带一路”，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梁启超说“中国人最长于商”，又说“若天授焉”，一定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有商业的元素，其中包括勤劳智慧，会做生意，能做出好的商品等等。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大约三十年间，我国个人的商业行为几乎是被严格约束的。可是当我一到深圳特区，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商业氛围。看来几千年的传统商业文化，很难被几十年的割裂所阻断。记得在报社时，同事们经常议论股票，那时股票可是新生事物。有一天，总编问，你们想买股票吗?把钱交给我，我去帮你们买，你们忙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去银行取了几千元钱交给他，让他去营业部挤进人群填单。大约过了十天半个月，总编提着一袋钱回来了，我们每个人的本金几乎都翻了倍。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人生的第二次启蒙。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商业文化是有差异的。刚到深圳时，看到一些水果摊旁守着一个比摊子高不了多少的孩子，感到很好奇。身边的朋友就说，这是潮州人的店，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帮大人看店。后来接触到一些年轻的潮州人，他们告诉我，潮汕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开有小店，小时候放学回家，兄弟姐妹经常是轮流帮父母看店的。这样长大的孩子，做个简单的生意还需要训练吗?
广东人有许多挂在嘴上的生意经，让初来乍到的人映像深刻。比如他们会说，“有钱大家赚”，意思是做生意要双赢，要分享利益。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说的，“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他们还会说，“钱是赚不完的”。意思是做生意要有耐心，要做长久生意。这些听上去很简单的话，其实充满了商业哲学。广东人做生意也相当理性，只要生意能做成，往往任由客户甜言蜜语，胡搅蛮缠，或者满口粗话，暴跳如雷。他们只算自己的账，有钱赚就好。我在想，袁庚是位老革命，战争时期做过炮兵团长，解放后做过驻外使节，改革开放后把招商局的生意做得那么大，也许与他是广东人有关。他的家乡就在现在的深圳市大鹏新区。梁启超说中国人最长于商，说不定也与他是广东新会人有关，自幼受当地商业文化熏陶。
中国人最长于商，并非没有负面问题。据我所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经商受到种种限制，因为历史上曾经引起过多次“羡慕嫉妒恨”的事件。即使在国内，商业发展不平衡，引出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有碍共同富裕;用官场权力做生意，又引出腐败的问题。诸如此类，以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去解决，也是一种长期博弈。此话应不属题中之义，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权当留个思考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