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交通管理工作30余年，历经形形色色事故案例，推出系列警情纪实，但愿警钟长鸣。--题记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骑车人或行人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机动车是强者，认为应该负有主要或全部责任。其实不然，在道路交通中，没有强弱之分，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和行人，都是道路交通参与者，谁违反了交通法规，都必须依法接受处理。
这是2000年6月中旬，上午我驱车来到了北京顺义，夏天的阳光格外炎热，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从呼呼吹拂着冷气的汽车里下来，步行一会儿便汗流浃背。此行，我专程采访因骑自行车违章肇事、被捕羁押于顺义公安分局拘留所的崔豫生。
当狱警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进会客室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产生了几许怜悯之情：我面对的是一个瘦小的个子、一张稚嫩的脸庞，双眼流露出痛苦、悲伤的目光;一副银色的手铐锁住了他的双手，头低垂到胸前，哆哆嗦嗦地站在桌前。来前，我通过查寻卷宗了解到，他23岁，来自贫困山区，到北京打工数年，家里还有父母和年幼的、正在上学的妹妹。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打工的微薄收入。
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他坐下，他像非常害怕似地紧盯着我，嘴角抽搐了一下。我起身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他桌前，尽量用平缓的语气对他说：“请坐吧。”
他慢慢地坐下，突然像个小孩似的大哭起来，狱警赶忙从外面拿来几张餐巾纸，递给他手里。他哽咽地说：“警察叔叔，我有罪，我对不起我的小叔。”
卷宗显示：2000年3月18日晚上7时，崔豫生骑自行带着崔大鹏，行至东西方向的沙峪路府前街北侧7号电线杆附近的路口时，没有观察机动车道内有无车辆，左转弯后自北向南横穿马路。当骑行至机动车道南侧、距马路南侧的隔离带三米左右处时，恰遇后沙峪地区古城村司机王顺驾驶的灯光亮度不合格的京AVXXXX牌号的桑塔纳轿车正常行驶而来。王顺发现情况较晚，虽经采取鸣笛、变换灯光进行提示、快速向右侧打方向盘、紧急刹车等措施，其车前方车牌照部位还是与自行车的右侧后车轮车轴部相撞，崔豫生连人带车及坐在后货车架上的乘车人崔大鹏均被撞了出去。崔大鹏虽经紧急送往区医院并转到北京天坛医院抢救，终因颅脑损伤严重而***亡。
事后查明，崔豫生骑的自行车是在市场花钱买的便宜货，无发票、无执照、无号牌(当年自行车必须在车辆管理机关审核登记，办理行车执照和号牌)。
区交通支队经现场勘察后认定：崔豫生因骑行未经车辆管理机关检验合格、领取号牌及行驶证的自行车，横穿马路借道通行时未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在本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优先通行，且违章在城镇道路和郊区公路上骑自行车带人，故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顺因未能保证所驾车辆的灯光装置齐全有效，且疏忽大意，未能遵守必须确保安全的通行原则，故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崔大鹏因违反了《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第31 条第7项中“自行车、人力三轮车，除骑车人外，其他人不准乘坐”的规定，故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因其本人已经***亡，故免去其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
我国刑法第133条明确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亡或者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经顺义公安分局提请，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崔豫生违章骑自行车的行为触犯了上述法律规定，涉嫌交通肇事犯罪，于是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崔豫生用餐巾纸擦干了眼泪，说：“我俩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崔大鹏是我小叔，他有两个孩子，家里穷，想出来打工赚点钱。是我打电话让他来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走了，我真不该让他来，全怪我。”
我问：“崔豫生，你讲讲那晚出事的经过。”
他点点头，说：“那天吃过晚饭，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推着自行车准备去工地对面的小卖部买点生活用品。还没出大门就碰见了我小叔，他刚到北京没几天，瞧着哪儿都新鲜，非要跟着我出去转悠转悠。于是，我骑车带着崔大鹏从工地出来，过马路时也没留意看有没有汽车。刚骑到马路中间，迎面来了一辆汽车，只听见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我俩都被撞倒了，当时我就失去了知觉。事后才知道，我俩当时都被送进了医院，我被撞昏了，经抢救醒过来了;而我的小叔被撞成重伤，当晚就去世了。”崔豫生说着说着又流下眼泪，喃喃自语：“我是罪人，我犯了罪。”
“北京市规定在公路上不允许骑自行车带人，而且横穿公路应该避让过往车辆。你知道吗?”
崔豫生：“我们老家是农村，大家都骑车带人，到北京后才知道骑车不准带人，没有到骑车带人出了事故，还要负责任。”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该骑车带我的小叔，骑车不能带人，这是血的教训。”崔豫生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又说：“我都不敢想，我的父母，还有我小叔一家除了伤心外，将来的日子怎么过?”
其实，他说的话正是我在考虑的问题，崔豫生与他的小叔来自贫困山区，原本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环境，谁料到发生了这起重大事故，一个判刑入狱，一个***于非命。
此次事故发生后，我曾采访过崔豫生的老板和工友，他们几乎都一致评价崔豫生特老实，平时不多说话，只知道干活，甚至加班加点，就是为了多挣钱。每次发完工资都往银行跑，给家里寄钱，自己从来都不多花一分钱。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崔豫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如此，因而从内心来讲我很同情他。
在采访崔豫生的老板和工友时，他们都反复要求，政府能够法外开恩，从轻处罚。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同情不能代替法律，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约束自己，正常的生活秩序需要法制来规范，做保障。
是的，法律是不相信眼泪的，任何人只要违法出了事故，触犯了法律，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