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多了，走的很突然，让我们全家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以至于让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缓过神来，那种刻骨铭心的伤痛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总也挥之不去，每每闲来无事和夜深人静时想起来就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父亲出生于1938年，从小就是苦命之人。父亲共有兄妹4人，他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物资相对匮乏，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那个年代的父母一般对长子的付出肯定是要比小一点的孩子要少的多，也许是这个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反正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据村里的老人们说，后来由于矛盾不可调和，父亲10来岁时就开始独立生活了，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乡亲们的接济勉强艰难度日。父亲17岁那年考上了市里的工业学校，20岁时分配到县里机械厂工作。从我记事时我们和爷爷奶奶的来往就非常少，以至于叔叔和两个姑姑也基本上不与我们家来往，我曾经在闲聊时悄悄问过父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但父亲含糊其辞，不愿过多提及，我也只好作罢，现在这个已经成了永远的谜了。
父亲从小就性格刚烈，为人处事刚正不阿，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由于性格使然，加之六十年代中后期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很快就失去工作。父亲虽然性格刚烈，但其实胆子很小，失去了工作的父亲并没有过多的折腾和不甘，从此就开始回乡务农了，乡村的老少爷们都为父亲感到惋惜，但父亲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好像这件事根本就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有文化的人相对较少，父亲在十里八乡算是一个“名人”了。那时只要是生产队分田分物或核算其它什么，都是父亲拿着算盘在计算，村里不管哪家有婚丧喜事都找父亲去帮助张罗办理，老家称之为“执客(kei)”，在农村不是特别有威望的人是根本干不了这事的，因为在“执事”的过程中所有具体操作及干具体活的人都要无条件服从安排，并且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还要让人心服口服，即使现在看来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有一个就是女儿出嫁了家门里要派出一个权威的人去陪伴到男方家，称之为“送客(kei)”，这个在老家也基本是父亲的专利了，直到父亲去世后村里才另选了人。特别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春节，春节要写春联，老家称为写“门对”，小时候总记得有很多人提前两三天就开始买来红纸交给父亲，到除夕那一天更是门庭若市，夜已经很深了，迷迷糊糊中我都睡了很久了睁眼看到父亲还在写春联。
父亲的性格刚正不阿且刚烈，脾气不是很好，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特别严厉。记得小时候我们姐弟五人都不同程度的被父亲暴揍过，特别是大哥、二哥经常被打。有几次父亲用荆条和撇绳(指挥牛耕地的一种绳)把大哥和二哥打的顺地崴(躺在地上打滚)，还罚他们两天不能吃饭，于是我和弟弟就把家里馍筐中一小部分馍偷偷送给他们，稍微缓解一下他们饥饿的肚皮，因为拿多了就会被父亲发现。过去的农村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有的家会更多，因为文化生活不丰富，孩子之间经常在一块玩耍，所以孩子之间打架是经常的事。但我家姐弟几人只要是和村里的孩子发生纠纷或打架，不管是哪方的理，我们都先要被父亲狠狠的打一顿，理由是他为什么和你打，怎么没和我打，说明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我就偷偷地在背后说父亲这是“歪理邪说”。
也许是从小就被父亲的教育方式养成的习惯，长大成人后，无论是在单位还是社会上与人发生了矛盾我都总是会首先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了我们家族传承的良好风气了。其实父亲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也经常在乡里乡亲中主持正义、批评做错事的人，在村里有谁家两口子吵架或邻里发生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评个理、协调协调，父亲说的话和理大家都很信服。
七十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新中国迎来了曙光，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下乡知青和失去工作的人员迎来了反城高潮。八十年代初，曾经被错误下岗的人员陆续返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县城人事局和机械厂的工作人员几次到我们家来为父亲完善档案、办理重新上岗的手续，但都被父亲义正言辞的拒绝了，父亲说自己已经适应了在农村的生活，不想去打破这种平静了。其实我认为父亲更是因为胆小，害怕再次经历类似的下岗运动才做此决定的，为此包括我们全家人在内的很多亲朋和县城工作人员都劝他，但终究是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九十年代初，我应征入伍到东北去参军，从此离开生活十八载的家乡，也离开了我朝夕相处的老父亲。刚到部队的那段时间，几乎一两天就要和父亲书信往来一次，后来随着入伍时间变长，也就变成了我每给父亲写两到三封信他才给我回一次。我在东北工作生活了十二年，其间共和父亲书信往来303封，这些信中寄托了他满含深情的无私父爱和对我未来的殷切的期望，同时也书写了他对我无尽的鼓励和鞭策，更记录生活的点滴和家乡的趣事。这些满含深情的书信使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和做事，也是这些书信架起了我和父亲心灵的桥梁，让我虽然远在异乡却始终感觉父亲就在我的面前一样。
二OO三年初，我因工作需要调到离家乡不远的城市工作，想和父亲相见就容易多了，但由于工作性质特殊的原因，与父亲相见的依然很少，大多都是逢年过节时匆匆相见又匆匆而别。这方面父亲特别理解和支持我，从没有任何的埋怨和不满。偶尔碰巧出差或办事顺路回去一趟，每次都总是看到有人似乎“专门”在找父亲叙话聊天，其实村里的老少爷们早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只要遇到事情不解或拿不定主意时，便立即会想到要到父亲那里去寻求一个答案或者那怕是眼神的支持，也就心里踏实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生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在我的家乡他却德高望重，深受父老乡亲的尊重和爱戴。父亲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一生没什么本事不要紧，但一定要会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