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二爷去世了。身为老兵的他，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我们整个家族都倍感遗憾和无能为力的事。
二爷是十里八乡我所认识的最老的兵。据说从十几岁开始就去当兵了，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名副其实的实战老兵。在战壕里摸爬滚打，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冲锋，在鲜血和尸体旁边坚持战斗，都是常事。
据二爷自己讲：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天都有战友死去;面对“死亡”的次数太多，也就习以为常了。中弹之后，还坚持冲锋的都有。他那时候，正值青壮年，体力也好，有时候两三天没得吃，还能冲到前面。
“你不怕死吗?”
“万一被子弹打中了咋办?”
“二爷你是不是在冲锋的时候就吓得躲起来了?”
每当我们带着各种疑惑和调侃，在二爷跟前闲话、说笑时，他也从不会生气，而是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顺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长烟杆，抓一小撮旱烟装到铜烟锅里，然后不紧不慢地点着，从烟嘴处深吸两口，再慢慢地将烟气吐出来……
整个过程娴熟而自然，陶醉又享受;仿佛整个人被拉进了记忆的隧道里，并且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过了好一会儿，烟锅里的烟渣也燃尽了。二爷才缓缓回过神来，自顾自地说道：“怕死?哪有那闲工夫?好勺娃尼，往哪躲哩，到处都是人，换作是你，估计你比谁都冲得快!”
每每聊到当兵的经历，二爷都是有着说不完的话。但是，与部队有关的任何信息，他都绝口不提。我们只见过二爷穿军装的照片，却不曾见过他的军装、军帽等部队上用过的物品。
当兵的经历，是二爷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也是他常常向孙辈们“夸耀”时极为重要的谈资。尤其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不说便罢;说到兴起之时，我辈就只有乖乖听着的份了。但倘若有谁提到“台湾”的字眼，他便立刻变得沉默寡言了。
上了年龄之后，二爷更喜热闹。庄前屋后、乡里村邻，但凡有红白喜事，他都会准时出现。坐到院子里的某个靠墙位置，一边悠然地抽着烟，一边充当着尊贵的礼客，大有一股“镇场子”的范儿。
慢慢地，随着二爷年龄的逐渐增大，身子骨也不太硬朗了。以后的各类场合他都不怎么出现了，我们见二爷的机会，就变得少了许多。
每年过年的时候，去二爷家拜年看望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大年初一的二爷家，总是异常地热闹，族里前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
二爷见到我们之后，很是高兴，亲自招呼我们吃喝，与我们说笑。他最喜欢问的几个问题就是“大学毕业了吗?”“在哪工作?”“找对象了么?”“看新闻吗，台湾回归了吗?”
连着好几年，我们去拜年，二爷都是问孙辈们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回答得很流畅。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倘若要问出新的问题，就得想好长时间。在二爷想问题的空当，我们也会主动与他说话，都是些与二爷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有关的话。
直到2019年，那年冬天很是寒冷。大年初一，我们大家又同往年一样，到二爷家拜年。我发现二爷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了。行动迟缓，目光呆滞，表情怅然。耳朵也背了(聋了)，要很大声地说话，他才能听得见，有时还听不清。好多话都是二奶奶给翻译过去的，可能是他和二奶奶太熟悉的缘故，二奶奶的说话声音并不是很大，但看着二奶奶的口型他都能懂。耳朵背，自然话就少了，也少有人与他说话了。
前来拜年的孙子辈的好多，二爷都不认识了，但他却记得我。窑洞里的炕边，架着火炉。我坐在火炉旁，烤火取暖，与二奶奶说话。时不时地看向二爷，突然发现，他的长烟杆已不在脖子上了。坐了很长时间，二爷也始终没问那些常问的问题。想到此，我的鼻子酸酸的，难以自抑。
我准备起身出去，便再次递给二爷一根烟。沉默了许久的二爷，突然冲我问了一句话：“台湾解放了吗?”
“么有!”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但随后，我就后悔了。既因这发问而感到惊愕，又被他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折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回答太过唐突。我不能保证他是否听清楚了，但从他失落的神情中，我知道他听清了。因为，这神情在他听说“爷爷(他四弟)去世”的消息时也曾出现过。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神情，像落寞更像痛苦，像无奈更像解脱。
我没有说话，便径直走了出去。窑洞里的二爷也陷入了长久的沉寂之中。
直到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二爷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作为一名老兵，当年的遗憾，变成后来乃至一生的愿望，不足为奇!但是，在老兵二爷的垂垂暮年，仍然时刻惦念着如此宏大的愿望，实在是让我辈羞愧难当。
那一年的三月，二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93岁。他的愿望，终究是没能实现。
我不知道，在环县这片红色的热土之上，像二爷这样的老兵有多少，但我坚信，这些老兵的愿望一定是相同的：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
老兵二爷的愿望，其实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