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营要训练三个月，但我才训了两个月，便和另外两个新兵就被选调到团部电影组去学放电影了。
放电影，这可是美差啊，我很高兴，新兵连的老乡很是羡慕。儿时在老家想看场电影可不容易呀，每每获悉邻村晚上放电影，邀几个伴走上三里五里路去看，那是常事。学放电影，我很用心，操作机器比较简单，很快就会了。难的是扩大器维修和幻灯宣传，后者尤其难，既要会写点东西，要练毛笔字写幻灯片，还要学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要学的东西很多，任务很重，但天天有电影看，也值了。军区电影站一次配发两部影片，我们从福州到来舟，鹰潭到厦门两条铁路线上守护隧道、桥梁的连队都得跑，一放就是十多场。年轻时我的记性很好，纪录片里那些解说词，多放几遍我大多都能背出来。我们电影组还负责放广播、管理图书和阅览室，我有机会读很多书，这助益了我的文学爱好。
放电影还让我跑过很多地方，除了连队、还有工厂、学校，还有山乡、渔村、海岛......
我的组长，叫陆松祥，少尉军官，是安徽阜阳籍五九年的老兵。他文化程度不高，但点子不少，很实干，关心人。对他，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我偷学骑自行车被他好一顿骂。军区电影发行站每月给我们团配发四次八部电影片，我们得骑自行车去取片。三个新兵只我一个不会骑自行车，自然我很着急。在院子里他们手把手教我骑过几次车，我自认为会了，就跃跃欲试着给自己放单飞。一天晚饭后，我自己一个人就大着胆子把车偷偷骑出去了，从团部水头村骑到屏山军人澡堂去转了一小圈就往回骑，怕组长找我，不敢在外久留。没想到组长真有事找我，到处找不到人，一问门岗，说我骑车出去了。这可急坏了陆组长，他怕我出事，早就警告过我，不得单独骑车出门。他立即派出两个老兵骑车出门找我，他们出门不远，就碰见我骑车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三个人一起回到团部，我被陆组长好一顿臭骂：“你无组织、无纪律”，“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你就等着处理吧”......我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认错，组长说什么，我都低眉顺眼，乖乖听着。
第二件事是，我年轻时太会睡觉了，天上打雷都惊醒不了我。电影组住在礼堂楼上的耳房，我们几个新兵每星期轮流值班放广播。早上放起床号，我头天晚上都要定好闹钟，提前起床准备。可是有几次闹钟响过，组长见我没有一点起床的动静，知道我没醒过来，便用他那浓重的安徽阜阳普通话对我大喊道：“陈耀光，耀光,你睡死了呀，还不爬起来放起床号”，他很少一句就能把我喊醒，有时候叫几句我还不醒，他便走过来在我屁股上猛击一掌，说：“我看你是死的还是活的”，说完他赶紧帮我放起床号去了。组长话虽说得难听，却并不怪罪我这个瞌睡虫，对我的贪睡，他给予了理解和宽容，只是叮嘱我以后要把闹钟放得离自己更近一些，再不醒，就放在枕头旁边。
与留在机关放广播比，我当然更喜欢下连队去放电影。一是可以到各地跑跑，新鲜好玩，二是放完电影后还有可口的夜宵吃。一晚上放两部影片，一般都要放到十点钟甚至更晚，连队通常都有夜宵招待。可惜的是，我在一团只呆了两年，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就调到省公安总队电影队了，与我同时调来的还有二团的黄文祥，他是一九六五年的江苏兵，比我晚一年参军，年龄也小了我一岁。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从七月一日起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公安总队被整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我原先所在的一团改为四团，文祥所在的二团就成为五团了。
在独立二师政治部电影队，我们同桌吃饭、同住一室，白天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学习开会、倒电影胶片或写幻灯片，晚上我们两个又一同坐着一辆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来的“美式中吉普”车去连队或总队医院(习惯上叫法)放电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我们两个人还常常一起在广播车上，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九六七年除夕前的那个晚上，革命造反派说我们部队是支持保皇派的，把我们的宣传车团团围住在省公安厅门口，有人爬上车顶要砸掉我们车上的大喇叭，那阵势真有点吓人，我和小黄就互相鼓励，互相壮胆，一直坚持到机关来人和我们一块应对局面，除夕那天的下午五点多，造反派撤离，我们才返回师部机关。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了，除夕的美味佳肴也没能压制住我们的瞌睡虫，小黄和我回到宿舍，倒头便睡，我们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彼此了解，工作相互支持，建立起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兄弟般的战友情谊。他知道我家有困难，曾把自己两个月的战士津贴，用不署名的方式悄悄地寄给我家里。他“学雷锋、做好事”还不留名，令我和我的父母家人都很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