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觉少。队长给二爷爷发一红箍儿，派他看地。于是二爷爷叼一杆旱烟，整日东游西逛，闲得无聊了，就编瞎话日哄人。他说，半夜三更，夜深人静，他坐在地头上，听见了高粱拔节的声音，不，不，那声儿是又短又脆又轻。一个草木，咋会有人的动静?反正我不信。
上回他还说，七月初七晚上藏在他家的葡萄架底下就能听见牛郎和织女说的悄悄话，结果屁都没有，葡萄还是酸的。
高粱米粗糙，高粱糕难吃。可高粱高产，能填饱人的肚皮，所以东一坡西一块的，生产队种了好多好多的高粱。玉米米蛋肥大，却不能吃;黍子米蛋能吃，却小，刚够填牙缝儿;只有这高粱地里的高粱米蛋又大又白，还瓷实，飘散着青草芽儿一般的嫩香——也勾着我们小孩儿的魂儿。
我爹说，米蛋啊，其实是庄稼得的一种病，叫做黑穗病。
病?世上还有这么美妙的病?
只可惜，那高粱的个子太高，识别米蛋呢，又确实是个技术活儿，所以我们掰过米蛋的高粱地人马杂沓，常常一片狼藉。二爷爷职责所在，自然成了我们的“天敌”。为一口吃食，我们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还有麻雀战，破袭战，与二爷爷斗智斗勇。
二十年后读郭小川的诗，才知道他笔下的青纱帐，说的就是高粱地。想起从前，我不由得会心一笑。青纱帐，多温馨多浪漫的一个词儿，又是搁得下多少故事，充斥了多少希望与欢乐的一个地儿!
高粱在秋天是作为一种景观存在的。甚至为了凸显它的醉人的红，农人要打去它的叶子，令它红涨的脸膛去直面那彤红彤红的艳阳。于是这种红，便对比了谷子黍子玉米的金黄，成为田野里特立独行的秋日的异色。
然后在打谷场上，女人们用锋利的短镰切下它的穗头，或者直接摔下那穗头上的籽粒。切下了穗头的秸秆，巧手的乡人用它穿帘笼、编炕席;摔去籽粒的穗头，则去捆笤帚，制刷子。
直到高粱们颗粒归仓，二爷爷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实，叼着旱烟迈着方步，鼻子里一边哼着样板戏。
只是我二爷爷这人，过于不讲究，年初一笑眯眯的喝着我家的酒，还不忘向我爹告我的状。大人馋酒，其实就像我们馋饺子，我们一年只吃一顿饺子，大人，一年里也只喝一回酒。瓶酒是公社干部喝的，他们只喝散酒，从供销社打回来的“一〇三”。一提子一块零三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数目了!二爷爷喝到兴处，脸红涨的便像了一穗高粱，衬得山羊胡子越发的白。他眯缝着眼儿对我说：你知道这酒是什么做的?做这酒的，就是叫你们这一群猴崽子祸害了的红高粱。说酒是粮食精，也就是高粱成了精。你尝尝——仰着小脸儿，我还坐在那儿傻愣愣地听，一根蘸了酒的筷子，却早已抹上了我的唇。我使劲地朝外哈着气，眼里蹦出几滴生泪——不曾想这比水还要清亮的水，原来包着辣椒、藏着火哦。
黄帝战炎帝于阪泉，战蚩尤于涿鹿，然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命杜康管理粮食，杜康呢，一不留神便发明了酒。所以在古地涿鹿寻根三祖，顺手就能嗅得五千年中国酒香。
由敬而畏，由尊而崇，行走涿鹿，有如轻叩历史的门板，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屏声静气，小心翼翼一些?然而涿鹿人似乎并不欣赏这种谦恭。他们说话粗声大嗓，举足快步如风，待朋友又极热情，极周到，这种豪侠气，最是令人自在轻松，于是举杯换盏，畅饮一番。
千里桑干，独富涿鹿。成吉思汗成就蒙元帝业时，见此地山川壮丽，物产丰饶，水好粮好，曾为黄帝酿酒之地，便在桑干河北岸掘池排缸，令人执刀监酒，以供应南征军兵。自此涿鹿大地酒旗猎猎，酒香沁脾，为北中国闻名遐迩之酒乡。涿鹿的朋友说，这酒，自古就是高粱酒。
高粱酒?那里来的高粱?朋友见我满脸狐疑，便出城东向，带我去看高粱。
青山在前，桑干在侧，上面是瓦蓝瓦蓝的天空，以及随意飘散的秋的朵云。白云蓝天之下，那成片的高粱就像一道云霞泊在那里，或者随着天光，在轻轻地向我涌来——几十年不见，不曾想故乡的高粱，氤氲着温情暖意的青纱帐，竟藏身在了涿鹿县的下太府村。
或许是因为高粱米实在粗糙，高粱糕实在难吃，或许是拆了的土炕再不需要炕席，高粱笤帚呢，又怎么也扫不干净锃明瓦亮的地砖。总之，自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高粱这种作物转瞬之间，已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如久别的老友，似重逢的故人，要是没有涿鹿的朋友在场，我真想破着嗓子吼唱一番。
然而抬起脸仔细端详，眼前的高粱，似乎又迥异于之前的高粱。它的酱红色的穗头极大，密密匝匝地结满了籽粒;它的秸秆竹子似的挺拔，强悍，令穗头更显熊红高傲;它的叶子极宽大，根也极有力。它们站在那里，就像是来自高原的汉子，壮硕却羞赧，厚朴也凛然。
举目望去，在兵俑般森然的高粱地地头，直立着一面高大的标识牌：酒用有机高粱基地。我这才大悟大彻，原来这高粱的主人，正是河北裕庆升酿酒有限公司。其前身，即涿鹿县酿酒总厂。他们精心培植的百亩高粱均为糯高粱，与贵州茅台种植基地的品种相一致。固体发酵，纯良酿制，好水依旧，好粮新植，这才使得传承了百年的裕庆升越发窖香浓郁，甘冽芳醇。
当然，此时的我已不可能一头扎进这高粱地，再去寻那高粱米蛋。由于种子包衣技术的推广，如今黑穗病已被全面消杀，我还是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一独特的副产品连同儿时的赏心乐事，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了。
面对伟大的时代变革，以及锐不可当的城镇化进程，就在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新生活的同时，如清水般从我们的指尖流走的旧时物事，其实已纷纷然不可胜数。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些用时光与忠诚去雕琢，去弘扬，从而百般呵护民族文化的卫士，才愈发值得我们景仰。比如裕庆升人。
裕庆升、福巨兴，曾是涿鹿知名的老字号。1948年张家口解放以后，这两家私人缸房便浴火重生，被组建为察哈尔省第一家国营酒类企业。在此后的岁月里，或因行政变更，或因企业改制，酒厂名称虽几经换改，但他们承继传统，精益求精，酿出一缸好酒，香醉天下百姓的初心，却始终如一。
他们，不就是直立在我眼前的、这些只为酒而生的醉红的高粱么?如果将之归结为工匠精神，我想工匠精神的精髓，便是“忘我”。出于爱，出于承诺，或是出于责任，他们毅然忘却了此生尚有别样的选择，而甘愿臣服于命运。因此十年一剑，砥身砺行。
只是除了把酒话桑麻，当我们颂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抑或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时，却不曾记起这遍地的高粱红。
我的闲情逸思，爽直的涿鹿朋友并没有察觉。他们强势地拉起我的手说：裕庆升酒业，如今已是国家标准化二级企业，国家AAA级旅游企业，走，眊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