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期间，生产队社员的基本生活主要依靠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获得口粮及瓜果蔬菜等产品。其吃穿住行及孩子们上学等生活的日常费用，则主要依靠搞点家庭养殖业获取的微小收入来维持，特别是家中孩子多的大户，更是如此。那时学生读书的笔、本、书主要依靠家里卖鸡蛋的收入。那时一个鸡蛋就能换取一个学生练习本。
以我家为例，到1967年10月我五弟出生，家口添之到7人，单靠父亲在生产队劳动所挣工分，每年决算，倒欠生产队二、三百元。哥哥于1972年1月高中毕业挣了一年生产队工分后就参了军，三弟1977年1月高中毕业到西合营公社修造站当补胎学徒工挣了一年多工分后也参了军，妹妹1979年夏天初中毕业后也到了西合营公社修造站织塑料袋车间当学徒工。而我是1973年高中毕业后到1980年底转为正式国家干部，连续挣了生产队8年工分。这几年虽然家中有父亲和我两个整劳力，母亲少半个劳力，加上粪分每年合1000多个工，但仍然每年倒欠生产队一、二百元。截止到1982年实行大包干哥仨已分别成家时，共欠下生产队1400余元的债务。当公社、大队清理旧欠时，老大、老三和我哥仨各家分别偿还了400多元的债务。可想而知，单靠挣生产队工分是不能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如果那时作为一家之主，不想方设法多获取点家庭收入，怎么能养活这么大的家口。所以，在此期间，村里的大部分家庭都是自养几只鸡，几只兔，有少部分农户还养一、二头猪来维持家庭生活。有的家庭生了小孩奶不够吃，只能东借西凑点钱，买只奶羊给孩子喂奶吃。那时社员们做点小买卖，卖点土特产，时不时就被市管会当作投机倒把被带走进行罚没。社员们全年必须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人们出门走亲戚，到集市赶集必须和队长请假，时间稍长一点，还得报大队批准。凡不经批准盲目外出的，停分全年口粮。那时人们养猪都不是很大，一到了够120斤基本任务标准时就上交到副食品公司，有时将猪赶到去，一过磅不够标准，还得赶回家再养几天。人们卖猪前这天早上，往往都将猪喂的饱饱的，充点份量。
总之，那时凡足智多谋、勤恳劳动、勤俭持家的家庭，家里生活就过的好一点，孩子们穿的也齐整一些，到穿什么时候也基本能穿到啥;凡好吃懒作的家庭，往往吃了上顿愁下顿，生活拮据，好几年就穿那一身衣裳。
我父母当时在全村也算是靠经济头脑和吃苦耐劳持家的一个典型代表。父亲足智多谋，有经济头脑，村里人就给送了个绰号“三琢磨点”。母亲是一个忠厚实干之人，除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所有家务和孩子们的穿戴都是她起早贪黑劳作的，另外凡是父亲倡导并实施的每一项经济活动，她都身体力行的去干。在父母的带动下，我们每个当子女的也不甘示弱，都能力所能及的替家庭出力。在学生年代，我哥五个都能够吃苦耐劳，每天都能在早上上学前，下午放学后和星期天起早贪黑拎起镰刀和筐去割兔草，上学时还时常拎起粪筐，手持粪叉拾粪，到了秋季扛上凿子，拿起挠杷去刨茬子，拾柴禾，日常还有挑水、碾米磨面的等活计要做。
家庭养鸡、养兔
家庭养猪
由于本人这个时期在家和参加生产队劳动时间较长，在哥几个中相对算是为家庭出力最多的一个。哥哥1967年上西合营北中读初中以后，家中打兔草的活相应就落在我和三弟俩人头上，但由于我年龄比三弟大3岁，碾米推磨、挑水的活主要还是靠我协助父母去干，有时候还背上二三十斤粮食去3里外的水碾换面。由于从小劳累，造成我时常嗓子眼吭吭、咳嗽，邻居们说我是碾米推磨劳累过重使出了“伤力(气管炎)”。为此那几年我总是四处求医，开始是到西合营卫生院找老中医杨文去抓中药，后来去南岭庄公社赵家窑村找从大城市下乡接受改造的李赢看中医，再后来还到南杨庄、北水泉公社卫生院，接受了军队医疗队的气管炎埋线治疗。
为了维持家中生计，这几年我父亲就开始利用老农的技能在我大爷院种起了茄子、圆白菜、芹菜等菜秧子和菠菜、韭菜、香菜等蔬菜。因为我当时就在大爷家和叔伯哥哥住宿在一起，当每年五一节前种秧子时开始，每天清晨5、6点钟就让父亲推门喊醒起床和叔伯哥哥轮替扭辘轳打水浇菜畦，直至吃了早饭上学或上工。这几年，自己还经常到集市卖蔬菜，后来三弟也能拎起小筐在村内沿街沿户卖香菜。1972年在读高中放秋假期间，我还到柳子疃村跟二姨夫学了编高粱席囤子。
推磨、推碾磨面碾米，挑水、浇园
除此之外，这些年大部分家务活也是由我替父母分担。生产队分粮分菜、分麻基本上是自己扛或用小车推;虽然村里于1969年通了电，不再用人工推磨碾米了，但到米面加工厂加工也是由自己去干;生活浇园用水也是自己去挑。在参加生产队劳动时，我和父亲除了拎筐打兔草外，还利用工间休息时拔菅草，回了家再利用晚上时间由全家人拧草要子，待收秋时卖给生产队用于捆黍子。夏天到河滩割河柳，回家编笊篱、编筐编篓,到荒坡地埂贯笈笈，回家缚大扫帚。冬季农闲时，我到邻近各村收购或用笤帚换黍糜子，家里其他人整、检、泡黍糜子，父亲在家缚笤帚，集日由父亲或我去卖。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父亲还通过在村边、地埂开垦小片荒地用于栽旱烟，解决父亲抽烟之需，种了一二年，第二年夏季长的正茂盛的时候，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缚笤帚、集贸市场
1976年至1981年，父亲承包了生产队豆腐坊，每天父亲在豆腐坊作豆腐，母亲拖着病身推上小单轮车绕街窜巷卖豆腐，每到集日端上一脸盆豆腐干去西合营卖，还屡屡遭到市管会和税务所工作人员追撵。在此期间，自己时常帮助父亲干手拉磨磨豆黄、拉风箱、担水、看磨、晾晒豆腐干、煮豆腐干、给父亲送饭等活计，还时常挑起豆腐箱子到三里五村去卖豆腐、豆腐干、粉坨等。就这样，自己一直坚持到1977年6月参加公社半脱产工作。
豆腐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又在村里大街面上租房，开起了日用生活必需品小卖部，母亲仍然拖着病身推着小推车转街去卖。后来在两位老人行走不便时，又将小卖部搬到家里，这时弟妹们每天给负责进货，我不时帮助找关系进购点官厅、山海关、红满天等牌香烟来卖。小卖部的微薄收入保障了父母晚年的基本生活，为我哥几个刚结婚成家的小家庭减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几年，由于我已参加工作，每月有了30多元工资，在帮助进购香烟时父亲往往拿不够本钱，先让垫上，自己无可奈何的答应，这样几次下来我东借西湊共垫付了240元钱，顶那时5、6个月的工资。到父亲去世后，我问母亲，短我的烟钱也没人管了，母亲支支吾吾说，就是那样了。
小卖部
总之，本人父母一生中为维持家庭生活及生存，总是想方设法，谋求活计赚钱养家糊口，从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使全家人有饭吃，有衣穿，
全家生活其乐融融。在1978年至1982年五年间，父母相继为我哥仨娶了三房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