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老家三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出生，一直长到虚岁十八岁，从没有离开过家。1969年，国家春季征兵，我和母亲商量，想去当兵。母亲一脸愕然地和我说，咱国家不是说不招独子吗?我说，娘，那是过去的规定，现在可以了，您就让我去试试看吧。
也许有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我虽然是干部子弟，但却是在农村长大的。父亲和母亲离婚的那年，我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个不满两周岁的姐姐。从此，母亲年纪轻轻地便离婚不离家，含辛茹苦地在艰苦的农村拉扯我们姐弟俩，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省吃俭用供我们姐弟俩上学读书，指望我们长大了能有个出息，不再有像她那样因为没有文化而遭遇被人轻蔑和遗弃的命运。
我和姐姐从小就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为了不让母亲生气伤心，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在学习上都很用功，成绩都是在班级里优秀的。我比姐姐晚上学一年，而读书时却都是在一个学校里，她就像我的“保护神”一样悉心照顾我，同学中没有一个敢欺负我的。母亲也很放心。
正当我初二的时候，文革兴起，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和姐姐都回到了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由于从小读书，繁重的体力劳动活儿，常常把我累得腰酸腿疼，心想，难道我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一辈子了吗?手不能拎肩不能扛的，说不定连媳妇都说不上呢。
我动员母亲让我去当兵，当我说到将来连媳妇也说不上的时候，母亲便欣然同意了。这天底下，哪有当母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说上一个好媳妇呢?
说着说着就到了验兵的时候了。验兵，就是体检。那天，我和本村和临近村的几个小伙子结伴，兴高采烈地前往公社武装部集合，然后由武装部长带着我们，翻山越岭地去十几华里远的区公所医院体检。
不知是因为心情激动还是别的原因咋的，量血压的时候老是偏高。带兵的解放军官想要带我，就一直站在我跟前看量压器，还把我带到门口，让我把胳膊上的衣袖捋开，让冷风吹拂我的胳膊，反复吹了几次，血压方才到了正常指标。我如愿以偿地被体检合格了。
接下来是政审程序。我父亲当过新四军，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家庭成分贫农，母亲是农家的女儿，直系亲属中也都是贫农成分，所以政审这一关很顺利地通过。很快，我接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
通知书上写了去区公所换衣服的时间。那天，我们同一个公社的新兵，又是在公社武装部长的带领下去翻山越岭，怎么就觉得这天走起路来特别有劲，尤其有精神，近似乎一路小跑了呢。
在区公所宽敞的大礼堂内，铺了一地芦苇席子，我们这批50个新兵，就在这芦苇席子上，把带有浓重乡土气息的破旧衣裳脱下，里里外外换上了一套暂新的绿色军服，还发了一床散发着棉布香味淡黄色的薄棉被，换好衣服以后，带兵的人就一个个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打背包。接兵的人很人性化，特地让我们穿上尚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军装，背着背包回家过几天，和家人再亲热亲热。
回到家里那几天，新军装舍不得脱下，走在村里，处处都是投来的羡慕目光，我不停地和乡亲们打着招呼，有的长辈老年人见了，就说，乖孩子，到了部队好好地干，你娘争强好胜，千万要给你娘争口气。本村和邻村认识的几个退伍军人闻讯赶来，有的给我送了精致的日记本，有的送了一杆好钢笔，他们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到了部队不能怕吃苦，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还要和首长战士们处好关系，尤其是第一年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当年的农村，谁家要是有人去当兵了，就像谁家娶来的新媳妇那样新鲜，排着队请新娘子吃饭，村里的左邻右舍也都是争相地把新兵请到家里，宴请一顿丰盛的饭菜，以示祝贺。记得请我吃第一顿饭的是本家哥哥，他是大队书记，又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因为他母亲也是年轻时守寡，好不容易才把他拉扯成人，同命相连，所以平时两家的关系相处得就很融洽。
大哥哥书记没有请人陪我，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俩，他拿出一瓶白酒给我斟上，也给自己斟上，这是我第一次喝白酒，不知道白酒的厉害，他叫我喝，我就喝，叫我喝干，我就喝干，话语不多，心情都在酒杯里，都在眼神里呢。第一次喝酒便如此“豪爽”，不加思索，毫无遮拦，哪有不喝醉的?还没出院子就吐了一地污秽。哥哥也是好意，他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能喝酒，生怕喝少了慢待了我，才这样给我斟了一杯又一杯的。
临离开家的那两天，任谁叫我去吃饭母亲都不让去了，她也准备了平时舍不得做的饭菜，让我和她，和姐姐，娘儿仨好好地吃上几顿临别的饭。她知道我喜欢吃鸡蛋，便天天煮鸡蛋，一煮就是一大碗;她把一只打鸣的红公鸡也杀了炖给我解馋，平时吃的杂面馍也换成了白面馍，等等。吃饭的时候，母亲老是凝视着我，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还分明看见她的眼眶里汪着晶莹的泪水，趁我不注意，转过身偷偷地抹去;姐姐也是很少动筷，稚嫩的脸上没有了平日里的笑容，对于姐弟俩的分离，显得那样凝重和不舍。
我们这一批新兵是从萧县火车站上的火车。站站停的绿皮火车单独给我们留了一节车厢，举目望去，满车厢的绿。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慢慢地，慢慢地，把我驶离了家乡，驶离了家里的亲人和乡亲，驶离了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驶进了我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营，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军旅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