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假期去宁波，儿子单位发了电影票，我和英子去万达影院看了《长津湖》。影片很多画面让人震撼，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零下40度的雪地埋伏的战士成了冰雕，战士杨根思为了守住阵地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共和国主席儿子英木苍苍，血洒异乡……
英子边看边流泪。而我一直在影片里寻找，那些英勇志愿军战士中，哪一个才是父亲的身影?
走出电影院，我告诉英子我父亲也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她惊讶地说：“我只知道声声爷爷当过兵，打过仗，我印象中他就是嗜酒的老头，你怎么今天才告诉我他参加了长津湖这么伟大的战役，还是英雄啊。”
我告诉她，父亲生前曾说过，他参加过很多战役，也提到过长津湖，他说那是一场打得很痛快的仗。最艰难的是他打的最后一场仗，他们部队打过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长驱直入，可结果到了第八天，没了干粮，武器、设备、制空权不如美军，后勤跟不上。敌人发现了我军这个弱点，这个大概就是美军李奇微将军发现我军的“第八天现象”，美军前七天不跟我们打，第八天才与我们打。很多部队差不多让他们包饺子了，战士牺牲了很多，打得很窝囊，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父亲打阻击的一个连，只剩下重伤的父亲。
遥想当年，无数战士倒下，他们的英灵化成一泓碧血，染霜雪，沃青山，浩气千秋......我一直在苦苦思考，是什么样的信仰、精神让这些年轻生命舍身报国，视死如归?也许从父亲的身世可能得出了答案。
父亲1932年出生，是个遗腹子，父亲两三岁时，奶奶就改嫁了，父亲由没有生育的大爷夫妇抚养。可不久，大爷夫妇也去世了，祖屋倒了，祖产几亩田被村里大户霸占了。十来岁父亲就成了流浪的孤儿，哪家杀猪，帮人家按猪脚，讨一口汤喝喝;哪家有剩饭，讨一口稀饭吃吃;哪家有白喜字，跪着帮人家哭哭，换一口长寿面，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挨别人打，被富人家狗咬，每天露宿草垛、屋檐、猪窝。没有希望，没有尊严。
1949年桐城解放了，17岁父亲分到了张家祠堂里的一小间房，收回了别人霸占的几亩田，还分到了地主家的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一个条几。父亲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幸福来了，他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了做人的尊严。
他积极报名参军，带上了大红花，还收到了能识文断字地主姚家的小姐送来的鞋底，姚家小姐后来就是我的母亲。父亲随军到了山东，后来到了东北，美国人把东北的房屋、桥梁、道路炸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知道，如果美国人打来了，刚刚获得幸福生活就没有了。“保家卫国”就是他们的信仰，父亲心里清楚这个“家国”就是那样具体：是家门口的稻花香，是祠堂里的小房子和房子里的桌椅，还有送他鞋底的姚家小姐。
我曾经问过父亲：“难道当时你们都不怕死吗?”他说：“牺牲一个，光荣全家。虽然你母亲没嫁到张家，我心里已经把她当家里人了。我战死了，她都光荣!”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父亲的苦难的童年，我们这辈和我们的下一辈，都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为何对信仰那样坚定，为何能甘洒热血写春秋。
1953年父亲复员回乡，和我母亲结婚了。当过乡团书记，区党委委员，信用社主任。在我出生的前两年，父亲被下放回乡务农。至于什么原因，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兄弟姐妹说过，不过姐姐说，父亲回乡后日子里，拼命地买书给我们，记得我们家有全套的四大名著，有《青春之歌》、《风卷残云》、《林中响箭》等革命书籍，还订了《安徽日报》。
小时候，我们都读了很多遍。为了生存，为了养活一大堆儿女，父亲当过生产队长，养过猪，开过毛笔厂、刷子厂，开过农具店、文房四宝店。父亲行武出身，天生没有经商细胞，经常开一个，倒一个，还时常四处躲债。但他永远乐观，总不言败。
我小时候，在一个冬天的凌晨，那年我大概7岁，我家的一个住在青草区沙浦村的亲戚去世了，第二天卯时(早晨5-7时)出殡。我们家离沙浦村约30里路，步行要3个多小时，父亲带着我凌晨两点就开始赶路了，不想天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已经下了几天了，根本看不清路，我紧紧地跟在父亲后面。
走到10里地时，我真的跟不上了，前面又一条河给栏住了，河面上覆盖着大雪，看不清小木桥的位置。这时，父亲把两只鞋用鞋带一连，挂在勃子上，然后背上我，下水了，由于冰不厚，父亲一下水，冰就破了，水淹过父亲的大腿。我问父亲冷不冷，他说：“比起朝鲜战场，暖和多了。”
刚刚过了河，父亲把手电筒向岸上小树林一照，四只碧绿的眼看着我们，我吓的魂都掉了。父亲还笑，说：“是山里的狼雪天下山找食物，别怕，跟上我，看我的。”他随手捡起一根柴棍和一块石头，用石头向狼砸去，举起棍子怒吼着向狼奔去，我仿佛看到了朝鲜战场上的父亲。结果，两只狼吓着跑了无影无踪。剩下的路，父亲在雪地里光着脚，背着我走了两个小时，一直走到沙浦村......
我后来想，父亲那坚强的性格就是那场战争留给他的财富;父亲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潜移默化将这种基因传承给了我，让我在后来人生的种种困难面前，从容面对。这世界上，连死都不怕的还怕什么，后来也理解了仓央嘉措的话：除了生死，其他都是闲事。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大都走出了家乡，父亲晚年很寂寞，每天都喝白酒一斤以上。有一次，姐姐带两瓶茅台酒给他，他两餐就和邻村跛子光棍喝掉了。因长期喝酒，得了酒精肝病，2005年去世。
在他住院期间，父亲按普通农民的合作医疗报销，只有20%左右，母亲坚持要到民政局再补偿，父亲不肯，说：“我们子女都有出息，何必找国家麻烦。”父亲去世后，母亲还是要我们带他到县民政局申请补偿，我们都说不就几万元吗，也不一定有政策，算了。
母亲说：“我不是要补助多少，哪怕是补助一分钱，也说明我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家属。这是我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