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受红军长征革命英雄气概的影响，30年前我和好友国安兄结伴长途步行120余华里，从当时的聊城地区聊城市(今天的东昌府区)出发，一直走到冠县。那年，我22岁，国安兄24岁。在后来难以入睡的夜晚，我多次回忆起那次长途跋涉，虽然120多里路程相对于红军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来说，简直比真正的长征还要艰难。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们决定“长征”时，是多么的兴奋!1994年1月28日至30日，我和同事国安兄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月30日上午11点半，我们在当时的考点聊城师范学校，考完了最后一门(共五门，英语和政治两门公共课，3门专业课)。吃过午饭，我们准备启程回家。我说：“咱们坐汽车回家吧。”国安兄豪情大发：“咱们学学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来个小长征，步行回去。你看怎么样?”我说：“从聊城到冠县，120多里，真是不可思议。”国安兄说：“如果你不走，我自己走。”受国安兄的影响，我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决定和他一起步行回家。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背着准备考研用的书籍等复习资料，高高兴兴地上路了。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我们沿着309国道，一边说笑，一边走路。国道两边是稀稀落落的村庄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在我们身边不时走过骑自行车的人，还有赶着驴车牛车的人，偶尔还驶过几辆西去的大客车。
记得第一个疲乏的信号是我发出的。那时我们已经走了2个小时， 大约20多里路，刚到道口铺镇，只是走完预定行程的五分之一。我说，有点累了，咱们歇一会儿吧。国安兄说，好吧。于是，我们停下脚步，放下行李，坐了上去，喝口水，歇一歇。我们休息了十几分钟，不知是谁先站起来，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当站起来的那一刻，我发现小腿肚子比坐下去以前还要酸胀。但是，我们两人并没有打退堂鼓。然而，刚开始启程的那种欢快与轻松，却在这次短暂休息后宣告终结。我们的话渐渐少起来，脚步越来越沉重。
又走了3个多小时，大约30多里路，到了堂邑镇。再往前走，就要进入冠县地界。这个时候，昏黄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夜幕即将降临。我们已经走出了五六十里。在这里，我们两人又发生了分歧。我首先提出，我可是走不动了，这时候还有最后一班从聊城到冠县的客车，我们要不要坐车?国安兄说：“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苦不苦?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 。”于是，在他的感召下，我放弃了想当逃兵的念头。我们在镇上一家小饭店，吃了几个烧饼，喝了两碗牛肉汤，感觉恢复了体力。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在黑暗中，我们两人不再说话，只是机械地往前走，汗水湿透了棉衣，凛冽的北风从领口处灌进去，像蛇一样沿着肩、胸往下爬，凉凉的、痒痒的。我们越往前走，步子越沉，走得越慢，歇脚的频率不断增加，时间越来越长。到后来，几乎是走一两个里程碑，就要停下来歇一歇。
这样，我们又走了4个小时，大约40多里路，前面就要到冠县烟庄乡了，离我们这次“小长征”目的地大约只剩下20多里。这时的我们已经是一副溃不成军的模样，脚上打起了许多水泡，一瘸一拐地向前挪动。就在这时，从我们身后闯过来两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其中一辆直接撞向了国安兄，把他撞了一个趔趄，疼的呲牙咧嘴，骑自行车的人也摔在地上。我们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原来是两个醉酒青年。当时的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再无力气与他们争辩。他们也自知理亏，骑上车就跑了。哪能想到，我们又走了一会儿，刚走到一个村庄，就从路边冲过来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人举着明晃晃的尖刀，拦住了我们的道路。我们一看，他们正是刚才撞我们的人，其中拿刀的人说刚才我们走在路边，挡了他们的路，让他摔倒受伤，逼着我们去给他看病。当时我们连说话的气力几乎都没有了，更没有力气与他们理论，只好无可奈何地跟在他们身后，走向村子里的一家诊所。这时候，大约晚上10点多钟，医生已经休息。我们敲开了诊所的门，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说没什么大事，只是胳膊擦破了一层皮，用酒精消消毒，涂了一点紫药水，就完事了。后来听说，这两个人是村里的地痞，偷鸡摸狗，不务正业，曾经被公安机关拘留过。
这个小插曲使我们又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继续上路。又走了一个半小时，1月31日凌晨一点多钟，我们终于回到了工作单位。进了宿舍，我们腰酸腿疼，脚底已经磨出了血泡，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直到第二天，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我们终于坚持到了最后，我们战胜了自我，我们胜利了!
这次“小长征”，成了我们生命旅程中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也让我真切地体验到“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的道理。1994年，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国安兄却名落孙山，但他没有气馁，没有放弃，终于在1998年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博士，现在北京工作。这次“小长征”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事情，我们都努力坚持到底，绝不轻易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