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198古田会议
徐老师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后，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古田会议。”
杨小跳问：“古田会议，为什么叫古田会议？”
徐老师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所以叫古田会议。”
我问：“是党的大会吗？”
徐老师说：“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
我问：“一个军，还有其他军呢？”
徐老师说：“古田会议虽然只是红四军内部的一次代表大会，却因其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中国新型人民军队在这里定型，因而被永久载入史册。”
我问：“红四军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吗？”
徐老师说：“当时，红四军官兵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的是农民的短衫、账房先生的长袍，有的是地主的马褂、铁匠的坎肩…。”
我问：“怎么不穿军装？”
杨小跳问：“军装呢？”
徐老师说：“当时起义的大部分是军队，军队都属不同的军阀，还有是各个地方农民工人商人。”
宋跳兔说：“给他们发军装呀！”
徐老师说：“红军刚刚建立，红军没有根据地，红军也没有服装厂。”
我问：“怎么知道我们是红军呢？”
徐老师说：“为了避免产生误会，这些起义官兵都在脖子上系了一条红领带，以代表着红色的革命以及区分敌我。”
我说：“和学校的红领巾一样。”
徐老师说：“然而，比服装更混乱的是思想。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井冈山陷落的乌云。”
我说：“国民党军队太多了。”
杨小跳说：“红军天天要打仗。”
宋跳兔说：“红军战士每天都在伤亡。”
徐老师说：“有人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思想。”
我说：“我们最后胜利了。”
杨小跳说：“红旗继续在飘扬。”
宋跳兔说：“天安门天天在升国旗。”
徐老师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红军处境十分困难。一路艰苦战斗，没有弹药补充，许多战士指挥员牺牲，伤员也一天天增多。连续急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一些人掉了队。在江西萍乡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
我说：“红军太艰苦了，战争太残酷了，总指挥都牺牲了。”
杨小跳说：“我以为一直在打胜仗呢！”
徐老师说：“那时候部队中党的组织制度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我说：“不是都是军队吗？”
徐老师说：“国民党军队里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证，危及着这支军队的前途命运。”
乖乖兔说：“开会学习。”
徐老师说：“千百年来，多少支由农民组成的队伍揭竿而起，却又最终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四军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乖乖兔说：“我知道李自成太平天国都失败了。”
徐老师说：“为清除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一切不良影响，三湾改编在连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士兵委员会又是党的助手，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各级军官，士兵委员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组织形式，对改造军队起了积极作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由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
我说：“部队是不能打人的。”
乖乖兔说：“旧军队里军官可以随意打骂士兵的。”
徐老师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部队里产生极端民主化，出现了重军事轻政治、对建立根据地没有想法，有流寇和军阀思想一样。于是开古田会议就刻不容缓。”
我说：“已经加入共产党，已经参加红军了，他们还没有变成共产党吗？”
徐老师说：“加入了红军，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大家的思想还没有统一起来。毛泽东和朱德两支起义队伍胜利会师，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尚未确立之前，两支红军军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朱德、陈毅的起义部队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他们战斗力较强，但是长久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他们对群众关系和纪律不够重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以湖南的农民浏阳的学生和安源的矿工为主，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偏弱，但是他们已经过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我问：“他们吵架吗？”
徐老师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全盘考虑坚持据守井冈山、朱德从军事角度建议出击赣南。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的具体行动之争，逐步升级到党对军队的具体管辖范围之争。”
乖乖兔说：“党管军队。”
徐老师说：“党管军队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楚。前委军委都是党组织，前委是军委的上级。前委要对井冈山根据地全面负责，前委要考虑根据地的方方面面进行决策。军队只是根据地的一部分，军委只对根据地的安全负责，军委应该根据前委的意图去作战，具体怎么去打仗，这是军委的事情。所以在军队中只能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我说：“怎么办呢？”
徐老师说：“五月底召开的湖雷会议，更是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大会上就‘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进行了激烈辩论，大会矛头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红四军出现了‘枪要指挥党’的错误倾向。”
乖乖兔说：“枪不能指挥党。”
徐老师说：“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在是否设置军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杨小跳问：“怎么办？”
宋跳兔说：“开会学习呀！”
徐老师说：“八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杨小跳问：“开会了。”
我说：“讨论‘九月来信’。”
徐老师说：“十二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案着重地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