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6月，父亲带着我一路打听，找到了位于教育局旁边的县文联。隔壁单位的人听说来意，立即帮我们找回了在外面跟人聊天的文联主席龙险峰。
那时是我刚刚进入到写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0年的小学和初中时期，以长篇武侠小说和旧体诗词为主。进入90年代后，开始转向以新诗为主的现代文学。截止当年6月，我写了十来首诗，三四篇散文，二十余首歌曲。去文联时，我带了三首短诗。
险峰主席看了我的诗后，指出受席慕蓉的影响，想象力不够丰富。我说我还有一首长诗，得他许可后默写了出来。所谓长诗，其实也才三十几行。他认为比那几首短诗好多了，随后便推荐我去参加不久后在虎渡口召开的文学笔会。
我一直认为，第一次参加的这次虎渡口笔会，是我参加过的所有笔会中印象最深的，后来的笔会，无论级别多高，强手再多，都没有虎渡口带给我的愉悦和充实。
在笔会上，我像是一个初入宝山的淘金人，发现本土竟然有那么多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其中写诗的有龙险峰、龙碧洋、冉杰、龙大同、吴秀云等，写散文的有欧秀昌、龙玉良等，写小说的有杨聪训。从他们口中，我得知除了上述人等，松桃的知名作家还有未来参会的诗人完班代摆、淋寒、田如汉，小说家吴恩泽、张琪敏、黄烈燕等。我作为一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独自写作从无知音的少年，此刻得以站在那么多前辈们身边，倾听他们谈论本地文学事业，交流创作心得，指点文章不足，心中充溢着一种对于文学圣殿久慕未见而终见的欣喜。
参会的也有跟我一样在二十岁以下，或者稍大点也不过二十出头的作者，如梁四毛、谌立新、田杰、诗诗等，但跟我不同的是，他们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都有了相当的经验，相近的年龄使我们更容易谈到一块，与他们的相处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
笔会不是在一个固定会场进行，而是呈线性游览式展开，一如松江河水从虎渡口奔涌而来，滔滔不息，直下潇湘而去。我们的游程，便是乘了大船，一直漂流到三省交界处的四川洪安镇。站在船头，看两岸青山如黛，村居似隐，都像走马灯般被这条满载文人墨客的大船抛闪如昨。此情此景，用清真词“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来描述再恰当不过了，但与美成以景带情，写离愁别绪不同，此刻船上诸公言笑晏晏，指点河山，昂扬着满怀的豪情与憧憬。
熟门熟路的险峰把大家带到一家书店。虽然只是一间老旧木屋门面，但店小不代表格局就小，品味就低，店里有着大量的文学书籍，所有人进去都乍觉眼前一亮，像抢购生活必需品似的蜂拥而入。险峰反客为主地挤到柜台后面，大声喊道：“哪个要哪样书我帮你们取!”往往是他翻到一本书问“有人要没?”，至少都有好几个人齐声抢答“要!”我抢了几次才抢到一本《泰戈尔诗选》。他还拿到一本《酒》，问人要没，龙大同哈哈大笑着说：“给我，啷个爱喝酒，就买本《酒》吧。”
在洪安游览了一番当地的民情风俗后就乘船回去。如果说来时的水路是“一箭风快”的畅怀，那么回去就是一条筚路蓝缕的艰辛之旅，这就是顺流与逆流的区别。其时尚无机动船，逆流之中，船公即便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撑不上去，这时就需要人下去拉纤。船上众人酒足饭饱，正无处活动筋骨，没等船公开口，二三十个男人就脱去鞋子捋起裤腿跳下船去，肩扛着沉重的纤绳，学着电影里的纤夫，整齐划一地喊着号子往上游行进。
这种古老的行业对于连锄头都没扛过的非农人口来说，无疑是一种新鲜刺激又富含文化底蕴的体验，当我赤脚踏在河底光滑的卵石上，那种被抚慰的感觉使得肩上的负重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尽管大家都伸着头，弓着腰，肩上受力，脚下使劲地向前艰难挪动，依然谈笑风生地聊着天，讲笑话谈趣闻，争辩着不同的观点，宽阔的河面上弥漫着阵阵笑语。
当天的住宿安排在木树乡敬老院，我对诗诗笑道：“我想起一个歇后语：我住敬老院——享福早了。”她说：“哪有这个歇后语，你现编的吧?”
天黑之后，月光从高大的杨树叶缝间筛落下来，斑斑驳驳地洒在院子里。时间还早，文联安排了文艺表演。我其实会唱歌，但我胆子小，不敢报名，看着他们自告奋勇地上去唱歌，无论唱好唱坏，都让我十分羡慕。轮到险峰表演，他用中气十足的方言大声朗诵诗歌，随着情绪逐步高涨，他先是跳到椅子上，然后又跳到桌子上去朗诵，这种源自天性的奔放和不羁，配合着他充沛的情感，非常具有感染力，场上叫好声和欢笑声不绝于耳。
当晚最后一个节目是麻光中的二胡表演。麻光中是在文化馆从事作曲的，他的二胡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那晚他拉了《良宵》、《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等名曲。琴声从他的弓弦下丝丝缕缕地穿梭在夜风里，幽微婉转，哀怨伤切。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人人仿佛都被勾起了心底最敏感的那根弦，缅怀、感伤、嗟叹，各种情愫夜露般悄悄浸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多年以后，欧秀昌老师回忆起那次笔会，最终的焦点都会停留在这场二胡表演上。
次日在长兴住宿的旅馆里，险峰主席安排大家讲笑话，不能让人发笑的必须做三个俯卧撑。他们似乎都有能言善辩的才能，各种俗的雅的土的洋的笑话张嘴就来，引得大家阵阵发笑，欧秀昌老师特别不经逗，每次都笑得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大叫“我受不了啦”。笔会结束后，我向母亲讲起这些经历，母亲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大人还能笑成那样，太好玩了。轮到我时，我没有他们的急智，再加上紧张，把从书上看来的一个笑话讲得磕磕绊绊，自己也不知在讲些什么，讲完后看大家都一脸严肃，不禁急了：“你们为什么都不笑啊!”险峰干脆地说：“做俯卧撑!”到了做俯卧撑，我反而平静了下来，我不怕做体力活，就怕跟人说话，做完三个俯卧撑后，险峰“咦”了一声：“不错，可以啊。”
这次笔会的成果，使文联刊物《松桃文学》产生了堪称里程碑的一期“诗歌大展”，充当排头兵的是龙碧洋的长诗《船在大河》和淋寒的散文诗《太阳》，龙碧洋是个满怀激情并随时会喷薄而出的歌手，他的诗歌如大河激浪，层层铺排，气势宏大，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热情。淋寒的散文诗更具现代性，在奇崛的词句下面深藏着生命的拷问与思辨，意象的虚实结合做得比较到位。
除此之外，龙险峰《大河水的鲤鱼游进浴盆》、完班代摆《葬礼的颜色》、田如汉《山居的消息》、龙大同《七月，我斟酒满杯》、吴秀云的《掌心为巢》等，都具有各自的写作特点和诗意空间。如果说在笔会上跟他们的交流还只能得到一些浮泛的印象，那么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时，那种震撼之后深深沉溺的感受就变得无比具体。以我当时极其有限的诗歌阅读经历来说，本地这些诗歌并不亚于我在有限的报刊上看到的外地诗歌，并且更具有我脚下这块土地的热度和情怀。
在这一期杂志上，还有一个堪为佳话的现象——主编特别多，分别是《松桃文学》主编龙险峰、《芭茅草》主编龙碧洋、《我们》主编淋寒、《苗山》主编田如汉等。除了《松桃文学》是官办刊物外，其他的都是民刊，如果再算上其他未成气候的民刊、各中学校刊，那可真是遍地诗人，文风之盛可说一时无两。
二
虎渡口笔会之后不久，我就在文联办公室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完班代摆。他是个长相粗犷、头发卷曲的青年，但在松桃乃至铜仁都成名已久。
对于完班代摆，最初我只知道他是个诗人，本名叫龙志敏，他的《葬礼的颜色》《关于翠翠的十四行诗》和《北京有舞》等，一经刊登就成为我们谈论的对象和学习的范本。接触久了，他逐渐展示出其全面性，小说《爆炸》、《麦地你飞来又飞去》等，用朋友的视觉讲述了一些关于挣扎和幻灭的别样人生，散文《去腊尔山之路》、《完成一条河的漂流》等，用诗人的敏锐感觉和华美笔触，摹写民族地域历史的精神之旅。同时他的文学评论也很不错。
或许我们之间差距太大，还没有对话的基础吧，我们最初的交谈是从跟文学完全无关的看手相开始，他说他最近在研究阴阳命理，并准确地说出我正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这并不妨碍我经常去找他，那时他住在县委宿舍，我几乎每次写了东西都会第一时间拿去请他指正。他的眼光很准，对于作品的优劣都说得很到位，且能提出可行的修改方案。但不知是我当时能读到的书实在太少，还是从古典文学转型过来不能适应，进步一直非常不明显，因而我时常向他借书，《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玉米人》、《绿房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书，都在他那里借过。
除了文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听音乐。或许那个时代上过大学的人都曾在校园里受到过高雅音乐的熏陶，志敏老师收藏的磁带品位非常好，我在他那里听过日本音乐家喜多郎的新世纪作品，听过美国爵士音乐家WyntonMarsalis的萨克斯演奏，还有巴赫的十二平均率钢琴曲。有时在他家玩得久了，就蹭一顿饭，就着音乐，可以聊天也可以不聊，就静静地听。
写了几年诗歌，并没什么长进，倒是在从1996年深秋到1997年元月之间写的几篇散文，有了一些情感和人生的体悟，也开始注重文体的自觉。拿给志敏老师看时，他说：“你还是很能写的嘛，相比诗歌，我觉得你更适合写散文。”随后，他又从出路上给我建议，让我加油写，去读鲁迅文学院。那几篇散文《猫》、《非关爱情》、《天唱》、《山那边》、《这个冬天不下雪》等，都陆续发表在96、97年的《松桃文学》，97年的《惠州文学》，和99年的《梵净山》上，得到了不少好评，成为我第二个写作时期的高峰。
除了在志敏老师那里借书，我还在险峰主席那里借过书。1995年冬天，我读过《喧哗与骚动》之后，有一次在险峰家，跟险峰、志敏和田小川聊天时说起这本书，险峰主席问我能看懂不，我说能看懂，他就进屋去拿出一本《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推荐给我。我看了之后大为钦佩，发现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各种文体和材料任意拼凑和杂糅，各种对话与场景蒙太奇般跳来跳去互相穿插，相比福克纳的小说，略萨这本书更加大胆和辛辣，文体结构的实验性质几乎不可复制。
从1996年起，也就是我在写散文的那段时间，同时也写了几组诗，有一次我拿一组近作《我那个城市的冬天》给险峰主席看。从这组诗开始后的大半年时间，算是我在诗歌上相对成熟的时期，险峰从质量上给6首诗排了序，指出哪首最好，哪首次之，哪首不成功，一一给出评价。过后他说：“我发觉你的感觉非常细腻，你可以尝试一下小说，这种细腻深沉的感觉写小说很适合。”
黎庭庠是1994年来到文联主持工作的。他是从文化馆走出来的一位剧作家，我的诗歌处女作《自白》就是在他手上发表的。作品发表时，不但自己非常激动，同学冉松林也替我高兴：终于能在《松桃文学》上发表了，这个在我们心中遥不可及的殿堂，现在自己的文字白纸黑字活生生地出现在上面，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在黎庭庠的任上，他和志敏老师都分别做出了一些侧重性举措。完班代摆策划了重点作者的个人诗展，每期推出一位重量级诗人，数量是10首，淋寒、田小川、险峰、完班代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黎主席比较着意推出新人，他看重的是我、田小川和陈清平三个年轻作者，在当时的新人当中，田小川的诗歌感觉和悟性、我的文体全面性、陈清平小说的生活积累，在松桃算是比较有潜力的。黎庭庠常对人说：“采薇的文章不像是个年轻人写的，倒像是出自中年人笔下，有着深沉的人生况味和独特的魅力，这些都源自他特殊的身世和独立的个性。”
黎主席对我的欣赏可以持续很长，1998年中秋前夕，已经去了铜仁打工的我在不请自来地参加了地区的一个笔会时，他还向地区的作家们介绍我，说我是松桃二中校刊的特约主编，去广东打工还不忘发表文章。
黎庭庠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有一次，一个通过田小川结识的文友打算去拜访他，约定下午去，中午我们在沙坝谈论文学，聊得有点忘乎所以，一看时间晚了，去到黎主席家时，他有点生气，教训我们说人要守时。在一个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里，他的这种较真，不免让不熟悉的人感到难堪，其实他并不是个有架子的人，我和他年龄相差30岁以上，他还愿意把作品给我看，听取我的意见。有一次他应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之邀，写了一部叫《包公之死》的9集电视剧本，让我拿回去看后给出修改意见，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在清样上写了很多条意见。后来这个剧本扩展到20集，改名为《包公生死劫》，由广东电视台拍摄，当年曾在十多家省级卫视播出。
到了新世纪，黎主席退休后，同样来自文化馆的戴启晓当了文联主席。跟完班代摆的“冷诗人”气质、黎庭庠的书生气不同，戴主席是搞群众文化工作出身的，天生有种土生土长的亲和力。从黎庭庠后期开始，在世纪初的几年里，我跟他走得很近，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闲聊，去印刷厂排杂志，他送我包烟，我给他个刮胡刀。
戴启晓对生活充满了巨大热情，他的爱好特别广泛，小说、散文、诗歌、新闻、报告文学、集邮文章、歇后语……就没他不能写的，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他出版了多少本书，光是珍邮辞典、歇后语大全等知识性书籍，都不知出了几印几版。
除了对写作灌注了热情，戴主席在生活中也非常活跃，跟谁都有说有笑：与书法家宋新的笑骂式打闹，和作者们摆龙门阵，给排字工唱花灯戏等等。他曾跟麻光中合作过一部叫《花带缘》的花灯戏，有次我俩在复印店里说得兴起，当众就嗨了起来：“我七(吃)不香我睡不戳(着)，我走起路来舍打捞穿(踉跄)啰嗬——”
可能由于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戴主席比较重视宣传工作，他组织过作者去撰写土管工作者的纪实文学，介绍我去妙隘采写兰花销售的新闻稿。当时接待我的妙隘乡书记杨文元也是戴主席时期的重要作者，我跟他刚刚建立起友谊，不久后就听说他因病去世了。
由于那些年我一直在铜仁，跟戴主席的交往不算多，但是对他培养新人的事迹，我在异乡还会经常听到，比如对龙凤碧的挖掘和扶持，倡议组建“松桃八大散人”等事迹，眼下活跃在松桃文坛的这批作者，大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鼓励。
在这些现任主席之外，还有一位文坛耆宿、首届文联主席龙玉良也曾给过我帮助。在跟险峰主席、志敏老师交流较多的那些年头，我也曾拿散文去请教过时任司法局长的玉良老师。玉良老师以散文著称，为人稳重平和，跟他谈文学不会感到压力，96年上半年我写的散文《猫》，他还给我推荐到《山花》去，虽然最终没有采用，但是编辑回了一封三页纸的信，耐心指出文章的不足，这可能比一言不发就发表了更让我感动和受益。
三
虎渡口笔会之后，我跟诗诗成了好友。有人对她的诗歌非常推崇，有人说她在《星星》发表过作品，但我们在一起很少谈论文学，我觉得，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大约两个月后，我决定去她所在的小镇看她。去的前一天我专门做了头发，晚上怕发型被压坏，一直靠在床头上。第二天早上发现头发压扁了，不知昨晚什么时候睡着压坏的，用热水润了再用梳子梳，仍然恢复不到原貌，只好将就着。
到了诗诗单位附近那条街，我向街沿上坐着的几个妇女打听她单位的地址。后来她跟我说，人家都笑话她找了个崽崽娃娃。
诗诗上班去后，我不愿出门，就呆在她寝室里发愣，看着后窗外围墙内的老式库房，有意无意地用手拨弄着窗前的风铃。下午她回来后，惊讶地说：“你三杆烟就支撑了一天?”我说我不想出去让人家指指点点，她笑了，说：“不怕得啦，我跟她们说了，你是我同学的毛弟。”
那天她破天荒地做了饭，有一样菜是鸡蛋做的皮蛋，不知道是不是鸡蛋不适合做皮蛋，总之我咽不下去，胡乱扒了几口饭就放碗了，她嗔道：“你居然敢嫌弃我做的饭?”
饭后我们出去散步，90年代初的小镇还很荒凉，连街道和房屋都透着一股庸常的气息，人们都跟蝼蚁一般活着而不知其意，昏暗的夕阳照在街上，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我们往镇外的公路走了很远，一路聊着人生、命运、家庭与爱情的话题。时到如今，以我现在除了文学艺术别的话题就插不进嘴的德性，实难想象当时我们散了几个小时的步，都聊了些什么内容。然而回想起来，那低矮的砖房，灰蒙蒙的街道，荒草满坡的平庸山峦，没有任何艺术色彩的生活空间，都满蓄着上一个时代的气息，时隔越久思念越深。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听录音机，她说家里给她订了亲，她不喜欢，又不知道该不该拒绝，得过且过的工作，昏昏噩噩的日子，使她对命运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挣扎难以逃脱的恐慌和颓丧。整个晚上，孟庭苇细雨沙沙般的声音始终环绕在床前，流淌在两个不眠者的脑海里——
轻描淡写我的回忆
像是一场下过的雨
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
惊醒沉睡中的梦
忧伤沾满我的眼
我是在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的，那年我的诗歌《自白》在《松桃文学》发表，翌年又在湖北省新诗大赛上获奖，但却是以书本来抵奖金，需要自己销售。我生性羞涩，又没有社会交往，很久都没卖出一本。有一次托一个在乡下教书的文友兜售20本，一年后遇到他，他说书卖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94年父亲被土坉小学返聘，学校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初中班，还需要聘请更多的老师，父亲有意让我去。他的朋友，松中陈老师也把在外打工的儿子陈清平叫了回来，打算一同应聘教师。
之前我在淡水打工时，曾跟陈清平的弟弟陈清泉在同一家工厂共事，既是同乡又是工友还是室友，工作之余我们终日弹琴唱歌，画画写诗，关系处得不错。陈清泉显然向他哥哥说起过我，因而我们没有过渡就成了好友。
出身于教师家庭的陈氏兄弟都具有一定的文艺细胞，陈清平在外打工数年，颇有些体会和感受，便用小说把这些经历、遭遇、感受写出来。他父亲觉得以他的文才去做流水线工人可惜了，便想借土坉增设班级的机会，让他进入教师行业。如今回想起来，陈清平的小说水平比较接近现在松桃写小说的麻启建，他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体验，相比麻启建，写作技巧要少一些，文学视野要窄一些，但能够把一个故事讲述清楚，把一个小说写得完整，把一些青春的迷惘和惆怅写得让人动容，对于年轻作者也是难得的了。
那时我正为书堆在家里而发愁，陈清平建议去松中销售给学生。那天晚上，教室里只有稀稀落落七八个学生在上自习，我在门口转了三圈，愣是没敢进去，陈清平白了我一眼，从我手里拿过书就走了进去。三四个学生围了过来，我听见他翻着书说了一阵，有个男生说：“还不错，我买一本。”最后卖了三本出去，这也成了我唯一收到钱的一次销售。
我们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教师，学校对既没文凭又无教学经验的两个小青年不太信任，加上假期里父亲突然发病，住了好几个月的院，下一学期学校就撤销了初中班。我还没能上过班就继续当无业游民，陈清平也仍旧出去打工，不过这次他不是去广东，而是去江苏，后来听说在那边上门了。
1995年我跟文友田小川去淋寒在杨芳路开的一间书屋找他，淋寒不在，他弟弟孔志勇在看店，田小川问他是淋寒吗?孔志勇说是啊，我就是淋寒，被我戳穿后，这个裘千丈式笑话被田小川笑了很多年。
淋寒当过兵，长得高大威猛，跟他诗歌触觉的细微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本是锰矿厂职工，后来去过广东当保安，之后又回来开三轮车。我们结识时，他还在厂里挥汗如雨。这些似乎与文学完全无关的职业并没有磨蚀掉他的诗心，反而丰富了他的视野和题材，他写过摩托在黑夜中奔跑的诗，那种独特的切入方式和凛冽的生活状态非常极致，他还写过一组以侠女为主题的诗，那种率性自由的诗境我认为也是他自己个性的体现。淋寒跟我一样都是城市居民，他的诗里没有别的作者那些泥土、节气、故乡等农事相关题材，常见的是矿硐、摩托、机车、风衣等非常城市化的元素。他的诗既闪现着细腻到敏感的灵感，又张扬着彪悍而粗砺的生命意志，读他的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其实，除了跟淋寒交往，我跟他父亲也是忘年交。90年代中期以来，老年大学诗词楹联学会的几位会长和副会长经常来找我玩，其中有会长田必瑞、副会长孔庆海(淋寒之父)、姚启智、冉隆举等几位老同志。孔老师能写旧体诗，也能作曲，这些爱好跟我都有重合，因而我们经常一起在老年大学学装裱，去观音山吃斋饭，在节日里布署征联和灯谜活动。
我是个不善交流的人，除了一些在学校里相识的老师朋友外，在文学圈少有长期稳定的朋友，直到1995年，我在参加县委宣传部的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认识了田小川，才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友。
田小川当时在二中读高三。非常巧合的是，他曾经看过1991年我在巴坳中学编的一本校刊《古樟》，加上年龄相近，因而很快就玩在了一起。
过去我在上学时，没能遇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城里松中二中和师范等学校虽有文学社，有写作者，却无缘结识，因而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过得无比寂寞。田小川的出现让我大为欣喜，他的诗才远远超出了我对校园作者和文学社的预期，即使跟松桃当时的大腕们比，他还显得稚嫩，但其不拘于形的想象力，和对后现代诗歌语言的敏锐度，使他在松桃诗坛显得非常先锋。
那些年我曾一度想要组建一支人马，办一本文学刊物，人是召集了七八个，大家几乎每周都在我家聚会，却一直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制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认识田小川后，这个愿望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田小川考入二中高中部后，立马把学校停办多年的校刊《追索》重新办了起来。他打算请我做特约主编，我也一直想要做本刊物，两人一拍即合，马上着手开始组稿、改稿、设计封面和版式。通过这本刊物，我跟二中许多学生如肖文志、刘应明以及田小川的老乡杨宇等人，都成为了多年好友。
为了招募作者，我们想尽了办法：当听说犀牛洞派出所有个人在写诗，我们顶着毒日头步行二十里去找人，最终却吃了闭门羹回来，人家根本就没在家;我们在干部进修学校的黑板报上张贴征稿启事，然后躲起来，特工般偷偷观察有没有人浏览，结果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一把就将广告撕掉了。
跟后来所有人都预料不到成天写诗、编刊、串门、谈恋爱、吊儿郎当的田小川能考上本科一样，也少有人了解他机灵、活泼的一面，他把耿林莽在《散文诗世界》发表组诗《采薇》宣称为采薇在《散文诗世界》发表组诗《耿林莽》，他跟杨宇之间相爱相杀的各种挤兑和打趣，我们密谋给在我家午睡的贺晓宇唇上贴仁丹胡，一同在午夜空荡的街头鬼哭狼嚎，在二中的走道上同手同脚地猫跳狗跳，以及去民院报道前夕，他等不到我，失望地在我家堂屋地上用粉笔留书“老子明天走了”……
那个时期通过田小川认识的众多朋友们，填补了我的空虚，成为我整个90年代最为充实的时期，以致于次年田小川考上大学后，我心里一直空空落落，仿佛缺少了一块。这些失落与空茫，一直弥漫在之后我们持续了两年的书信往来中，以及90年代中后期我的一些不成功的散文里。他去贵阳读书成了冥冥中一道隐形的分水岭，标志着我第二个写作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我向一种生存状态挥手道别，从此我在世界的眼里彻底变了一副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