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保险、直销，在人们的口碑中，被称为三大最难的工作，其中拆迁又高居首位。
为彻底改变三角洲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经过前后数年的酝酿和准备，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新河三角洲的企业和居民全部迁出，高标准打造三馆一厅等展示长沙风貌的标志性建筑，构筑城市文明新地标。一声令下，三角洲全面拆迁的大幕迅速拉开，我们私房一组的十八位同志有幸成为了三角洲城市拓改工程的先行者。
新河三角洲，地处长沙市老城区的西北角上，是由湘江和浏阳河共同孕育的一块冲积平原。由于地势低洼，六七十年代，这里曾是长沙市的泄洪区。一到丰水季节，这里便遭到洪水的威胁，甚至在好几个年头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水患侵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加上历史的原因，这里的居民大多数仍然居住在解放前后自行搭建的零落而散乱的棚户里，他们中间，有窝居在家中的下岗失业工人，有仍在种植着蔬菜的农民，有从未就过业的家庭妇女。他们大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严重疾病，贫病交加，家庭生活极端困苦。
据统计，辖区内享受低保的人数一度达到3254人之多，历年来，三角洲地区一直是城北低保人口指标最高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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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要参加拆迁，组上的同志都份外激动，很多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大家来自政府的各个单位和部门，人员素质好，文化水平高。然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拆迁工作，不要说经验，就是经历，都没有过。
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份高涨的热情，一股充满豪气的干劲，一颗为事业而拼搏的决心。
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座大山下，这座山高耸天外，山间白云缭绕，从云层中伸出一条曲曲折折的路来。这的确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路上布满了荆棘、沼泽和阻挡我们前进的巨石。前面是陷阱，是峭壁，还是悬崖，谁也不能预料;谁也不知道，在这样艰难复杂的路上，究竟有多少难关在等着我们。
可是，我们要翻过这座山去，这是我们此行的使命。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李泽民同志，这位拆迁专家和能手，临危受命，成为了我们的领头人。
通过摸底了解，本组组员中，有一半以上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李泽民同志果断地将同志们分成三个小组，任命了几名年龄较长、见多识广的党员任小组长，并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了政治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和纪律教育。
学习中，李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将三角洲拆迁工作从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民心工程上升到党的事业这一高度来理解，历史要求我们以党的事业为己任，坚决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政治任务!
他说，当年大渡河上十八勇士在枪林弹雨中抢占了铁索桥，攻克了敌人的重要防线，今天，我们私房一组的十八位勇士，同样能在拆迁中攻克各种坚顽的困难，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拆迁战斗很快打响了。
我们的责任区是长沙化工厂、长沙湘建造纸厂、长沙制革厂、湖南人造板厂等几家单位的职工宿舍和家属区。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家单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已经是强弩之末，企业处于停产或破产边缘，不要说经济效益，就连每月工资的发放都成了一个大问题。一眼望去，失业者比比皆是，一些特困企业的特困职工，一家三口人，没有隔夜的余粮，每月就眼巴巴地望着企业那微薄的几百元工资养家活口。可以说，从企业到每一户家庭，缺的都是钱。
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听说，拆迁能拆个高价钱。三角洲要拆迁了，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把拆迁工作人员都当成了“解放军”。
但是，当拆迁方案一宣布，当评估价格一公开，当发现拆迁补偿价格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时，他们的期望值从希望的峰顶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拆迁户们就象罗汉堂里的罗汉，失望、悲伤、愤怒、哀声叹气，什么样的表情都有。
他们中间，有坚闭房门不开的，有借故不与拆迁工作人员接触的，有看见拆迁人员扭头就走的，有破口大骂的，更有动手把入户的拆迁人员掀出门外的。
形势似乎在向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一些本来很配合我们的拆迁户也把向我们敞开的大门关上了，抵触情绪不断上升。
一天傍晚，李泽民同志率领本组的工作人员入户，刚走到制革厂宿舍门口，就被十几个拆迁户拦住了。为首的拆迁户名叫杨伟，他的爱人和家里的几个亲属都是附近单位的下岗失业人员，年龄大了，找工作十分困难，心里一直窝着一团火。这次，他有意召集了李立新、徐朝香等拆迁户，封闭了进出宿舍的要道。李泽民几次要强行通过，都被杨伟等人挡了回来，他们把李泽民围在当中，厉声质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自称是政府派来的，你们知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什么?你们代表谁的利益?当时，拆迁户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双方对垒，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拆迁户李立新更是变本加厉，把他豢养的看家的狼狗放出来，将我们追出有一里多路远。组上的女同志脸都吓白了。
由于不理解，拆迁户对拆迁工作极端抵触和对立，这是我们拆迁工作的第一难。
面对着这种局面，我们十八位同志没有一个往后退缩。组上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李泽民同志严肃指出，拆迁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拆迁户的思想通了，工作就一通百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绝不能因为拆迁户抵触，我们就不入户做工作。拆迁户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贫困和落后!要把工作做好，我们就不能畏难，不能怕苦。人家越是回避和抵触，我们就越是要接近他们，理解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逐步拉近我们与拆迁户的心理距离。我们要将拆迁户视为自己的亲人，坚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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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量，大家决定首先做杨伟的工作。
我们通过杨伟单位的领导和他的朋友，从侧面与其沟通，不同意入户，我们就不到他家，将他约到他的领导家里，朋友家里;他的态度不好，我们仍然笑脸相迎;他不耐烦听我们讲拆迁政策，我们就跟他拉家常，询问他家里的困难情况，并通过同志们的私人关系，为他的爱人和其他家人找工作，开车送他的小孩上学，接他们去开家长会，连杨伟单位的领导都被我们感动了;到后来，杨伟面对我们，心也平了，气也和了，再也没有丝毫的抵触，他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还带动了其他几户拆迁户与我们签订了拆迁协议。
徐朝香的儿子生性脾气暴燥，动不动就抡起拳头要打人。杨伟签订拆迁协议后，他大骂杨伟是叛徒，出卖了大家的利益。一个下午，李泽民同志到他们家入户时，他竟然操起一把菜刀，架在李泽民的脖子上，扬言要同归于尽。
李泽民同志非常镇定地微微一笑，用手拨开菜刀，对他说：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生命，如果没有了生命，要钱有何用?你要与我同归于尽，对你有什么好处?”
年轻人凶狠地吼叫着说：“房子是我们唯一遮风挡雨的地方，你们不来，我们可以爷一世崽一代地住下去。我住得好好的，没招你们没惹你们。你要拆屋，拿命来换!”
听了他的话，李泽民微微一笑道：“我的天!原来你竟然以为，这破破烂烂的房子是个宝啊。你见过新房子没有，到过新的安置小区去看过吗?换个环境，住新屋，有什么不好呢?”
接下来，李泽民又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我不怕死。当年，在前线，在西沙，我们与南越的暴徒面对面开枪，打了一夜，我亲眼见过我的战友倒在我的身旁。他们牺牲了，又图什么?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连生命都能付出，现在，国家要征用你们家的房子，并没有叫你无偿付出，不但补偿给你，还不用掏钱换新房子，你却要与人拼命，与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相比，你不觉得羞愧么?”
一席话，令那冲动的年轻人哑口无言，自己放下了手中的刀。
曾经放狗咬人的李立新，看到杨伟等人都签订了拆迁协议，也想跟着签，但因为对我们态度不好，又怕遭到报复，心理压力极大。通过关系，我们找到了他，指出他的做法不对，并坐下来与他谈党的爱民富民政策，讲长沙市城市建设的长远规划，讲三角洲十里黄泥长堤变身山水洲城的愿景。我们告诉他，我们拆迁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并不是来损害拆迁户的利益的，因为拆迁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是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燃眉之急。再说，离开故土，乔迁新居，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既不会因为他对我们态度不好而为难他，也不会因为他与某某关系好而给予他特殊照顾。我们是为政府办事，因此，拆迁人员在拆迁中，必须依法办事，公平公正。我们把国务院、省、市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的政策、条例、法规，逐一向他解释，让他对于评估价格、评估方法等了解透彻，使他对于拆迁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也使他对于公允价格有了真正的认同。以至后来，李立新竟与我们组的许多同志成为了朋友。
就这样，一度陷于僵持的局面在我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打开了，封冻拆迁户心灵的坚冰融化了，第一阶段的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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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的第二难，就难在拆迁中所遇到的特困户上。
拆迁户陈克强，是制革厂下岗人员，因单位不景气，每月无一分钱工资收入，家里仅靠二百多元低保和亲属救济来维持，他的爱人小脑萎缩，瘫痪在床，每天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陈克强自己在外做临时工，时不时还要回家照顾妻子，为儿子的学杂费操心，弄得心力憔悴，三四十岁，看起来象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拆迁户曾梅秀，丈夫周俊卿曾在朝鲜战场抗击过美国兵，由于冻伤和枪伤，老疾缠身，卧床多年，一双儿女都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法赡养父母。曾奶奶风烛残年，还要顾及自己的老伴，买菜做饭。在一次上下楼时不慎摔断了腰椎。
拆迁户蔡扩建，制革厂下岗，身患肝肾疾病，已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爱人因子宫癌、乳腺瘤多次住院开刀，家中“值钱”的东西只剩下了一台十五吋黑白电视机。
拆迁户高春慧，孤寡老人，没有生活来源，靠捡破烂为生……
在拆迁户中，这样的困难家庭不胜枚举。
群众的困难深深地震憾着同志们的心。拆迁政策和补偿价格已定，我们不可能再在拆迁补偿中为这些困难户解决一分钱。怎么办?意见很快集中到了李泽民同志那里，李泽民同志满含着热泪指出，尽管我们是在做拆迁工作，但是，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如果这些困难我们坐视不管，将有愧于心，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一个老党员的良知和政治敏感度使他毅然地同其他组的组长一道，将情况反馈到拆迁指挥部以及有关部门，市区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及时制定了相关政策，在拆迁的同时，启动了开福区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困难救济和疾病救助，重点救助那些癌症和重症患者家庭。经过全组同志的争取，陈克强、曾梅秀、高春慧、蔡扩建等，都先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救助和补助。
当我们把政府给予的救助款和同志们的捐献款送到伍保户高春慧手中，高奶奶手捧着我们递给她的钱，热泪盈眶地对我们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派来了你们这样的好干部。有了你们在我身边，我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孤寡人，你们真是比我的儿女还要亲啊!”
拆迁工作的第三难，就难在技术关和法律关。
我们的拆迁户中，曾有一户，户主是外来人员，购买了三角洲某处的房屋，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进行了买卖公证，交割了部分房款，但在双方立契时，买方却因急病死亡，未能在契约上签名，身后有一个儿子。现在面临拆迁，买方已死亡，卖方无法找到了。由于产权不明晰，拆迁对象不明确，那么拆迁协议就无法签订。房屋产权空悬在那里，怎么处理这件事，不但我们感到棘手，连拆迁户的家庭成员也感到为难。我们组上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志们各执一辞，有的说应该归前任房主，有的说应该作为遗产继承，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我们打算找到一些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随后，我们乘车到了省档案馆、市产权交易所、市拆迁办、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数十次，广泛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又参考了许多关于继承法和房屋买卖的法律案例和文献，最后几经周折才确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买卖双方的交易依法成立，产权人应是买方，买方过世了，房屋应为他的继承人所承继，这样，就把这个看似一团乱麻的关系理清了，理顺了，既做好了工作，又让拆迁户放下了心。
拆迁户周乐，产权人已逝，产权却没有过户，该户家庭人口多，家极贫，四五个子女分得极散，有的住在火车站，有的住在井湾路，最远的住在岳阳境内。子女中唯有小儿子没有房子，父母在世时一直跟他们挤在这套被拆迁房屋内，现在一旦拆迁，五马分肥，小儿子只能分到房屋补偿款的五分之一，他将没有房子居住。我们是否应与其签订协议?与谁签订协议?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又一次开始了“长征”。有了前一次的经验，我们没有走多少弯路，直接找到了长沙市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象这种产权人已过世，产权没有新户主的情况，按照法律，应该由有继承权的家属共同继承，但由于其家属较多，应由其子女共同指定一个被委托人办理拆迁事宜。为了做好该户的拆迁工作，李泽民同志不辞劳苦，亲自驾车，一趟一趟地跑，将其亲属一个一个地接过来，邀齐了其全体家庭成员，开个家庭会，达成一致，委托其长子担任被委托人，与我组签订协议，并为其小儿子想方设法找到一套用其所分得补偿款能够抵偿的公租房，解决了他们一家人的后顾之忧。
经过这两件事，大家深刻认识到：在拆迁工作中，法律的作用绝不可轻视。社会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拆迁工作也是这样，没有法律的推动，拆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全组同志一有空闲，就一起钻研业务，我们重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李泽民同志将法律专家撰写的《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要点》一文全文印发全组同志学习参考，人手一份，指导性地解答了拆迁中的一些涉及法律的重要问题，使我们工作有底气，按章程依法办事，再遇到类似问题时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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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工作的第四难，难在气候关。
有人说，长沙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一个热天，一个冷天。这话绝了。当最后一片树叶被秋风吹落，冬天就一步一步走近了我们。长沙的冬天，格外的长，从头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四五月，都是最冷的时候。三角洲地处湘江、浏阳河的老河口，棚户林立，平时就少有遮挡，四面来风，风力一般都要比其他地方高二到三级。而冬天的气温却比其他地方低五到八度。滴水成冰的季节，雨夹着雪花，一场一场地下。寒风象刀子一般削过去，即使你裹着大衣，风和雪，也要想法扒开你的衣服，剜下你的一片肉来，刺进你的骨头缝里去。
这个时候，气温不断下降，拆迁工作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浪一浪地推向高潮。
其他组的一些人因为熬不过紧张工作和寒冷的两面夹击，悄然退出了。大浪淘沙，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退场的人。但是，我们组一十八个人，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同志们冒着严寒与拆迁户周旋，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白天、晚上，行走在没遮没挡的路上，有的脸和鼻子都冻烂了，有的手脚都冻肿了，却没有一个叫苦。李泽民同志为我们大家打气鼓劲，十分振奋地告慰大家：我们的拆迁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最难的一段我们已经走过来了，现在一定不能后退，曙光就在前面。不要说下雪，就是下刀子，我们也要坚持把拆迁工作做下去!并再三强调了保证作息时间的重要性，要求大家遵章守纪，按照指挥部的要求，从早晨九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不迟到，不早退，按时上下班，从而确保有充足的上门入户时间，提高入户率和工作覆盖面，确保拆迁工作有力度，拆迁成效有进度。他不但这样严格要求我们，还自己带头入户，身先士卒，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雪，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的身影都出现在我们的责任区内、拆迁户家中，从未停歇过。
由于组长带头，同志们一鼓作气，不畏艰难，敢打敢拼，私房一组的拆迁进度始终保持在拆迁指挥部其他组的前列，时间刚过去四、五个月，二百八十余户拆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大家都明白，三角洲拆迁这座高山，我们就要跨越过去了!
在拆迁过程中，私房一组的同志们始终都体现出了团结、敬业的优良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
私房一组是一个热情敬业的集体。在拆迁中，我们事无巨细，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为方便拆迁户的生活和安居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我们送过拆迁户曾梅秀去医院就诊，帮过拆迁户王严治寻找二手房，为拆迁户刘爱国办理产权，看望和照顾生病的拆迁困难户黄勤，为长期卧病的拆迁户蔡扩建求医问药等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李泽民同志告诫我们，我们即算与拆迁户签订了协议，工作还不算做到位了，只有我们的拆迁户解决好了房子问题，搬好了家，重新开始了安定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圆满了。因此，他常常是亲自开着面包车，带拆迁户看新房，找二手房，办理产权手续，为拆迁户忙上忙下。两百八十余户，安居的房子全部都有了着落，他的心里才真正踏实。
私房一组是一个乐于奉献的集体。在拆迁中，我们私房一组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如拆迁小组长周思慧，在拆迁过程中，其父母先后去世，他先公后私，强忍悲痛，服孝期间仍然带领同志们忘我工作;胡谦同志身体瘦弱，但他工作却异常刻苦，一点也不逊于那些身体素质好的同志，他非但积极将自己份内的工作完成好，还主动协助其他同志上户做工作，不辞劳苦，随喊随到;欧爱纯同志在工作之余，还协助组上做好后勤工作，为其他同志服务，为大家备好茶水，搞好室内卫生，加班加点准备好各小组的拆迁入户资料，为大家购买和准备防冻药品，把方便留给其他同志和拆迁户……
私房一组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拆迁攻关时，我们曾连续几天通宵作业，全组十八位同志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一个小组没有攻下来，另一个小组就会主动上去帮忙，不怕麻烦，不计报酬，互相协作，精诚团结。这是一座英雄的群像，闪闪发光的不只是金子，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和品质，比金子还要闪光!
沧海乱流终有序，狂沙淘尽始见金。尽管现在拆迁工作还在进行，我们看到的还是满目残垣、遍地瓦砾，但粗服乱头，掩不住国色天香，新河三角洲，正以她那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战略投资家的眼光;她就象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尽管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却无法掩住她那夺目诱人的色彩;我们充满豪情地展望，不远的将来，新河三角洲，将如同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从废墟中昂首冲霄而起，笑傲三湘大地，成为现代化新长沙的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们无意要求什么，也无意索取什么，因为为国尽力，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正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多年以后，当曾经困难的群众幸福地生活在新的家园，当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当新河三角洲以她全新的姿态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站在现代化都市的制高点，傲视群伦的时候，我们这些城市的拓荒者将为之自豪，因为那是一座无字的丰碑，上面凝结着拆迁工作人员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2006.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