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放映
新兵训练原本三个月，我只训两个月，就被选调到团里去放电影。与我同时被选调的，还有泰和来的钟恩湖和吉安县的王立裕。
放电影，这可是美差，我很高兴，新兵连的老乡很是羡慕。儿时在老家看场电影不容易，每每获悉邻村晚上放电影的消息，总要邀几个小伙伴走上五六里路去看。可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大人同去，我父母亲常常是不予放行的，哪怕别人家的父母都让孩子去。
有机会学放电影，我很用心。操作机器比较简单，很快就会了。难的是扩大器的维修和幻灯宣传，后者尤其难，既要会写点东西，编个稿子，还要练毛笔字写幻灯片，学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过，领导给了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福州军区文化部办的电影放映员宣传培训班，学习说话、写稿、打快板、制作幻灯片。培训结束后，出了一本学员写的《电影宣传资料》，我写的《燎原》、《董存瑞》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三部影片的影片宣传词和观后感，有幸被选录其中。
我们团是守铁路的，福州到来舟，鹰潭到厦门两条铁路线上的隧道、桥梁都是我们团守护，去放电影每个连队和大的执勤点都得跑到，一次放两部影片，一放就是十多场。我年轻时记性好，纪录片里那些优美的解说词，多放几遍我就能背出来了。我们电影组还负责放广播、管理图书和阅览室，我有机会读到很多的书和报刊杂志，无形中这助益了我的文学爱好。为了密切军民关系，我们还常会去地方单位放慰问电影，工厂、学校，山乡、渔村、海岛……跑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市面，也学了不少东西。
我当放映员的时候，有一次违犯了纪律，挨了电影组长一顿臭骂。
军区电影站每月给我部配发两到三次电影片，一次两部片子，得我们骑自行车去电影站取片。三个新兵，只有我不会骑自行车，自己心里很着急，便积极要求学习。他们手把手地教过几次后，我觉得自己会了，便跃跃欲试想给自己放单飞。组长发现了我的企图，警示我不得单独骑车外出，有一天晚饭后，我还是大着胆子独自把车偷偷骑出去了，从团部的水头村骑到屏山军人澡堂转了一圈，就赶紧往回骑，不敢在外久留，怕被组长发现。没想到从不走夜路，一走夜路就碰到鬼。平时晚上不放电影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正巧那天晚上组长有事要找我，到处找不见人，一看自行车也不在，组长判断我偷偷把车骑出去了，一问门岗，说看见我骑车出去了。这下急坏了组长，他怕我出事，立即派出两个老兵骑车出门去找我，他们出门不远，就碰见我骑车回来了，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我被陆组长臭骂了一顿：“你好大的胆子，无组织、无纪律”，“吊儿郎当”、“自由散漫”，“你就等着处理吧”……我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认错，组长说什么，我都低眉顺眼，乖乖听着。我的组长，叫陆松祥，少尉军官，是安徽阜阳籍五九年入伍的老兵。他文化程度不高，但点子不少，很实干，也很关心人。他刀子嘴，豆腐心，骂是骂，但并没有处理我。他的骂，当然是对我的一种关心。
我年轻时太会睡觉了，响雷都难惊醒我。电影组住在礼堂楼上的左耳房，我们几个新兵每星期轮流值班放广播。早上放起床号，我头天晚上都要定好闹钟，以便提前起床做准备。可是有几次闹钟响过，组长见我没有动静，知道我没醒，便用他那浓重的安徽阜阳普通话对我大喊道：“陈耀光，陈耀光,你睡死了呀，还不爬起来放起床号”，他很少一句就能把我喊醒，有时候叫几句还叫 不醒，他便走过来在我屁股上猛击一掌，说：“我看你是死的还是活的”，说完他赶紧帮我放起床号去了。组长话虽说得难听，却并不怪罪我这个瞌睡虫，对我的贪睡，他给予了理解和宽容，只是叮嘱我以后要把闹钟放得离自己更近一些，如果放在桌子上闹不醒你，就把闹钟放在枕头旁边。
与留在机关放广播比，我更喜欢下连队去放电影。一是到处跑跑，新鲜有趣，二是可以见到我的永新老乡。三是许多连队等我们去放电影的时候杀猪，那天下午提前收操，晚上会餐后看电影，让战士物质、精神生活双改善，我喜欢连队那个热闹的场景和晚上给我们准备的可口夜宵。可惜的是，我在一团只呆了两年，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就调到省公安总队电影队了，与我同时调来的还有二团的黄文祥，他是一九六五年的江苏兵，比我晚一年参军，年龄也小我一岁。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从七月一日起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公安总队被整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我原先所在的一团改为四团，文祥所在的二团就成为五团了。
在独立二师政治部电影队，我们同桌吃饭、同住一室，白天我们同室学习、开会、倒电影胶片或写幻灯片，晚上我们两个又同坐一辆“美式中吉普”去连队放电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我们两个人还常常一起在广播车上，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记得六七年除夕前的那个晚上，造反派说我们部队是支持保皇派的，在省公安厅门口团团围住我们的宣传车，有人爬上车顶要砸我们车上的大喇叭，那阵势真有点吓人，我和小黄在车上互相鼓励，互相壮胆，一直坚持到机关来人和我们一块应对局面。除夕那天的下午五点多，造反派终于撤离，我们才返回师部机关。我和文祥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了，除夕满桌的美味佳肴，我们一点没吃，瞌睡虫把小黄和我拉回宿舍，两个人倒头便睡，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
在电影队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小黄朝夕相处，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他知道我家生活困难，就把自己结余下来的二十元战士津贴，用不署名的方式悄悄地寄到我家里。他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令我和我的父母都很感动。这三年多，我们俩建立起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兄弟般的战友情谊，他是我一生中最好最可信赖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