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提干
我回部队没几天，干部科就通知我和黄文祥去师医院体检。
一九六九年六月，师政治部机关一纸命令，我和小黄就在这同一张纸上同一天被提拔为干部了。
缘分啊，文祥兄弟!
一个是江西永新的毛头小子，一个是江苏江阴的优秀青年，一个是从守护铁道线的四团调来的，一个是从守卫党政机关单位的五团选拔的，我们是同一天来到省公安总队电影队，也是同一天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入党的，还是同一天从预备党员转正的，这回又是在同一张纸上同一天公布提干命令的。两个人履历中重要时刻有如此多“同一天”的人实属少见，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吗，我的文祥兄弟。说实在话，文祥可能因为我，因为这缘分的关系，是吃了一些亏的。这是因为我被人诬告出来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了转正和提干。他表现那么优秀，未能先于我提拔起来，领导大概是为照顾安抚我的情绪，无形中把他和我捆绑在了一起，这才造成了我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同一天”，这对他是不公的。文祥是个聪明人，对此他心知肚明，却从未有过一言半语的不满。我们人生中这众多的“同一天”，正好回答了我们的兄弟情谊为什么能跨越时空、天长地久，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提干虽是一纸命令，但去处各不相同，我留在了电影队当队长，文祥则到警卫连当排长带兵去了，我见过他出操时，手枪别在腰间，带兵迈着正步那英武俊俏的模样，令我忒羡慕。再后不久，文祥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机关去了，又回到福州，而我还在永安。后来部队移防，我又到了莆田西天尾的三山，驻守在那个小山包上。就此一别，此生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直到1974年秋天，我调到了大区政治部机关，也回到福州。虽然不在一处工作，但毕竟同在榕城，彼此走动、联络很方便，我们节假日又能常常在一起聚首，喝茶聊天了。那时候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但还都是光棍一条，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少不了“女朋友”的话题，少不了听对方讲自己和女朋友的恋爱故事，也少不了让对方把女朋友的照片拿出来欣赏欣赏，当出现情爱危机的时候，也少不了出主意、瞎参谋。
提干了，就有了工资收入，带地区补贴，我每月有54.5元之多。
我是个穷小子，节俭惯了，除了吃饭，我是个烟酒不沾的人，除了书基本上什么都不买的人，我用不了那么多钱。但我知道，我的妈妈为了治病，为了抚养小弟小妹很需要钱。自从父亲走了，没了经济来源，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又重病在身，她压力山大，愁死了。长子为父，我有责任帮助妈妈来抚养弟妹，让他们继续上学读书。我每月除留下14.5元吃伙食、买书和零花，还有40元全寄给我的妈妈。我六月提干，第一次给妈妈一下寄去80元钱，把跟我一起在永安县邮局给爱人寄钱的黄干事都惊了一下，那是我当战士津贴结余下来的钱和提干后第一个月工资一起寄的。接下来几个月，我一拿到工资，就想到先给我妈妈寄40元钱去。我陆续寄给妈妈的两三百元钱，她都花给弟弟妹妹，余下的都存起来。永新的冬天阴冷难受，她身上的破袄，还是生我时做的，快三十年，都不怎么御寒了，她手里攥着我寄给她的钱，也不舍得为自己换件新的，我的妈妈真节省啊。还是我的未婚妻发现她身上的破袄不保暖了，赶紧动手做了一件里外三新的大棉袄送去，亲手给她穿在了身上。
没有了父亲，我能给家里做点贡献，妈妈很开心，我比她更高兴。
从此，老妈的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了，她愁苦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对未来我们一家人又有了信心。几个月后，妈妈写信来不让我再给家里寄钱了，理由是：“家里够用”，“你也该存钱找对象了”。其实还有一条理由，信上没写，探家时妈说给我听了。“人家看你月月寄钱回来，就上门来借钱，三元五元又不多，乡里乡亲的有困难急用钱，你说不借，怎说得出口。还有人一开口就要借二十、三十，这能借吗，不借就得罪人。还有嫉妒的，眼红的，看不得咱家好……”我明白母亲的心思，自此,就不再月月寄钱回家了，除有急需，我都是探亲时，顺便给妈妈带些钱回去。
提干后，我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我决心努力做好电影队的各项工作，带好电影队的几个兵，以期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这既是出于我的责任和自觉，也是出于我对党对部队对组织的一种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