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女兵
部队移防莆田三山后，师里来了一批内招的小女兵，部队干部子弟。
部里给我们电影队也要来三个身材高挑、模样俊俏的女兵。我手下原本就有四个男兵，加上这三个女兵，虽然还不及连队一个班长管的人多，但因为有男有女，情况就复杂了，况且这些挑选出来放电影的兵，个个都是头脑灵活的家伙，我的管理难度陡然变大。
“她们三个就交给你，要严格管理，不能出事。”领导指着她们对我说。出事?出什么事?!咋一听我蒙圈，但转瞬间我就明白了。
“都是好姑娘，放心吧，不会出事的。”我在领导面前随意就夸了海口。
“什么姑娘，是战士，不能有骄娇二气。”领导纠正了我。
“对，是女兵，解放军战士。”我更正说。
女兵一听，在一旁互相挤眉弄眼，有的还吐小舌头。
师政治部机关原本是男人的世界，清一色的“和尚”，突然来了三个小女兵，大家可“宝贝”了，她们一下子就成为了政治部的“公主”。小女兵爱说爱笑，清纯可爱，大家都喜欢她们。年纪大的把她们当晚辈，年纪轻的把她们当小妹妹，宠爱有加，许多方面对她们格外关照，可是这有悖于领导“严格要求”的精神。别人可以把她们当“宝贝”、当“公主”，我作为顶头上司，不能太娇宠她们，只能把她们当战士严加管束。平时，我不苟言笑，不跟她们嘻嘻哈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还没有对象呢，我这样做，既是维护自己作为一个队长的尊严和在她们心目中威信的需要，也是瓜田李下、主动避嫌的需要。天底下哪个少年不怀春、哪个少女不钟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何况都在荷尔蒙旺盛的年龄，男女之间嘻嘻哈哈，走得太近就容易出事，就是不出事，我也怕电影队有流言蜚语出去。
为了确保不出事，我对这些小女兵要求严格。从穿衣戴帽、涂脂抹粉、请假外出、生活作风到工作纪律方面，我都给她们，也给男兵们做了一些规定，以规范我手下这些男兵、女兵的言行。
这些小女兵很上进、也很努力，在我和部里大多数同志的眼里，觉得她们的表现不错。但我的领导似乎总是不满意，找了不少吃苦、受累的机会来磨炼她们。在菜地里劳动，王主任要求她们不能只干浇水这种轻松活，要她们挑担去厕所掏大粪。1970年，林彪发出一号号令，强调要“山、散、隐”，部队大挖防空洞。师机关就在驻地的小山包上挖“猫耳洞”，也把小女兵们派上去，蹲在洞里，挖啊挖，挖得头发上都是黄泥巴，真个成黄毛丫头了。为了彻底地打掉她们身上的娇骄“二气”，王主任又想了一招，让小女兵打着背包到生产队去，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女兵们一听说去生产队，开始很高兴，觉得那一定新鲜有趣，可一到乡下，住进了农民的家里，不说吃得不好，连洗澡、如厕都是问题。她们每次上农村那种碉堡式的露天没有门的厕所，都得集体行动，留一个人在厕所外头“放哨”。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的条件，她们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最初的热情马上就没有了。关于小女兵下乡与农民“三同”和野营拉练睡棺材板的趣事，散文《我和我的女兵们》、《我第一个带“长”字的职务》中有更细致的描述，这里不多说了。
三十多年后，女兵樊鹰跟我在厦门聊天时回忆起在电影队当年的这些事情，深有感慨地对我说：“当时领导给我们没苦找苦吃，对后面的发展还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她说：“我和红红后来分到了师医院，是医院里最能吃苦、最不娇气、最会干活的两个女兵了。所以，师医院三个提干的女兵中，就有我们两个。”我为此感到高兴，为小女兵们高兴，也为我兑现了当年在领导面前“不会出事”的承诺而高兴。
但也有点小遗憾，姜爱闽，一个名字就叫“爱闽”的人，却偏偏没留在闽地，去了南昌。据说我在军政大学读书的时候，机关有些她的传言，她很委屈地被调离了独二师，去了惠安的136野战医院，再后来又听说她去了江西。我知道离开师部的时候，小姜心里不太舒服，但愿她离开福建时心里不再郁闷了。此后，我就没再见过她，也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小姜，想来她也早退休了，还在南昌吗，住在哪，身体可好?
我这个老队长对她们几个当年的小女兵不免常有惦念，红红和我现在都在福州，偶有见面，樊鹰在厦门，前些年也见过，只有爱闽几十年没见了，甚是想念，但愿她和红红、樊鹰一样，家庭幸福，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