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院位于南京紫金山麓。大院里除了有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以及通讯营、警卫营、汽车队等直属部队。还有五个生活区：炮标、马标、紫金新村、御史廊、北极新村(是不是感觉这些名字都带着金戈铁马的声音)。
1984年6月，我从12军调到南京军区体育办公室(设在政治部文化部)，自此入住紫金山下这个大院没挪窝。
大院深深，这个大院记录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回忆起来，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挺值得品咂。
女兵的身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院里办公室和宿舍大都是民国或建国初期的老旧建筑。军区大院在军队里的规格较高，宰相家人七品官，机关的参谋、干事差不多都是营、团职军官，师级也是碰鼻子碰脸地不稀罕。官职不小，但军官们的住房那时却很逼仄。我刚调进来时，没有宿舍，部里安排我临时在办公室里搭张床，晚上睡觉，白天上班撤掉。
我爱人也是当兵的，驻地在郊区汤山。结婚七八年了，聚少离多。我从野战军调来南京，暂时虽没分到房子，但毕竟结束了夫妻异地生活，可以经常见面了。她在汤山有一间宿舍，每到周末、节假日我就去她那里团聚。她值班倒休，也会在机关下班后，来我办公室坐坐。然后乘末班车回汤山。至今我们对汉府街到汤山公交车的发车起止时间都记忆深刻：早上5：30发车，晚上21：00未班车。
一次看电影，没赶上回汤山的末班公交车，不得不在我办公室凑合挤了一宿。第二天清晨急急忙忙赶头班车回汤山上班。在出办公区大门时，被政治部副秘书长门水田碰上了。由于天还没大亮，她又走得匆忙，门副秘书长只见一个女兵的身影匆匆掠过。他奇怪了，离上班时间还早，办公区怎么会有女兵?查!
一查，明白了我的情况。他是分管机关生活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当他得知我居无定所的现实后，是否会感到内疚和压力。
这事过后不久，因越军在云南边境者阴山、老山等地频频搞事。为保境安民，同时锻炼部队，我军采取轮战法，让各大军区部队轮流上阵教训"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部里文化处的胡然干事是炮九师调来的，还没办正式调动手续。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参战部队需齐装满员开拔。炮九师参战，他接到命令，必须归建回炮九师。他在大院里有一间住房，上前线了，这间房就退出来了。政治部将其分配给我暂住。
这间房子位于大礼堂广场西侧。这里有一溜排两层筒子楼，有公共盥洗室、卫生间。大多是政治部小散单位的办公楼。其中两栋用作了单身军官的宿舍。
虽然欣喜有了自己的小窝，但总感觉是占了人家上前线同志的房子，心里挺歉疚的。
分房风波
1985年，军区机关充实基层、转业、退休了一大批干部。人走家搬，大院里腾出了一批住房。加上为解决住房难而新建的5层公寓楼落成，政治部有了一批可分配房源。部里通知我这次可以参加分房。我高兴极了。
政治部有三处宿舍区：紫金新村别墅区是二级部长们住的;团、营职干部住御史廊和北极新村。御史廊是六幢三层老式单元套房。北极新村有三种样式：两幢三层单元房楼、六幢两层带外走廊的“工字楼"和二十几幢“将军楼"。"将军楼"听起来好听，看起来也都是一幢一幢独立的小别墅，起先也确实是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将军学员住的。但现实是每幢被一分为二，楼上楼下各住一户，户型较小。基本是分配给资历较新的营以下帝国小军官住的。
我没有奢望，那个年代，只要能分到正式住房，做梦都会笑醒的。
分房方案传出来了，分给我的是"将军楼“，我没笑起来。不是我不知好歹，贪心，而是感觉不公平。
这套房子现住着本部文艺处的孙干事。方案是让他搬到“工字楼”，腾出来的房子分给我。
孙干事是从江苏省军区调来的，1970年兵，正营职，调入机关比我早。这次有机会改善一下住房当然无可厚非。可是……
军队是最讲“资历”的，论资排辈分配住房，这在当时是公认最公正的做法，“官大一级压死人"，谁职级高，自然排在前面，可是同级呢?怎么排?
我也是正营职，是从第12集团军团级单位政治处副主任任上调来的。团级单位的政治处副主任虽是正营职，却是营长、教导员的上级机关领导。我任该职三年，比孙干事时间长，入伍也比孙干事早一年。论“资”论“历”，我强于孙干事。论需求，我是无房户，孙干事住着"将军楼"。怎么分房给他新分大房子，让我排到他后面，接龙住他住过的房子呢?
我把想法向文化部分管领导刘德余副部长汇报了。刘副部长笑笑说，现在只是分配预案，正式方案部里要开支部大会讨论，你有想法可以在会上说。
几天后，果然部里通知开支部大会。
这是我调入军区机关后第一次参加支部大会。部里在职的和退休的全体党员都参加。老部长沈亚威(作曲家《战士第二故乡》)、创作室主任胡士言(电影《柳堡的故事》编剧)、李久香(故事《李科长巧难炊事班》)、朱苏进(小说《射天狼》《康熙王朝》《三国》《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多部电影电视编剧)、江奇涛(电影《红樱桃》、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编剧)、陈其、赵光涛(大型油画《淮海战役》)、陈坚(南京，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大型油画)等许多著名军旅作家、画家都是我们支部的。
三、四十人济济一堂坐满了会议室。主持会议的李广宗副部长宣布了会议内容，公布分房预案后，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
给干部改善住房是好事，谁会有意见呢?大家欢声笑语地议论，一派轻松和谐气氛，眼见没有意见就要通过了。我鼓足勇气，喊了声"报告，我有意见"。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除了在职的干部，大多数老同志都不认识我这个新来的。这个愣头青是谁啊?有什么意见?
我把自己的分房条件和孙干事作了比较，最后梗着理说：我唯一不及孙干事的条件是进军区机关时间比他短，但我在野战军同样是共军，不是国军。中央不是一直强调说政策要向基层、一线部队倾斜吗?怎么福利分房要把野战军来的排在后面呢?
会场悠的静了下来。这恐怕是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一个新来的傢伙，居然公开振振有词地在支部大会上为自己诉不平、争利益!
孙干事一脸尴尬，低着头不吭声。我发现了，连忙补充说：这件事与孙干事本人无关，我与孙干事也没有任何矛盾，只是对部里这个分配方案有意见，请孙干事不要介意。说错了请大家批评。
之后没有人再发言。可能大家觉得这小子话虽糙理不糙，一时还回不了味。李广宗副部长就说：好吧，没有其他意见，会后分房小组再议一下。下面进行下一个议程……
会后不久，分房方案定了：原拟分给孙干事的工字三号楼一楼东首的套房分给了我，孙干事仍住将军楼暂不动，待下次分房优先考虑。我高高兴兴地搬入新居。
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人民军队的风清气正。领导真秉公，党内真民主。有话摆到桌面上说，管用!
此后不久孙干事奉调去了北京，家也搬去了，没了联系。时至今日，我对当年孙干事表现出的服从、不闹意见，事后在部里仍与我和谐共事还是挺钦佩的。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自学考试
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那时高中生在部队就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后来社会发展变化，先是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后是1979年9月恢复高考，涌入部队的高中生多如过江之鲫，大学生也不足为奇了。尤其在大军区这样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工作，对学历的要求就相应提高了。
上大学是毎一个年轻人的渴望，但是在刚刚恢复大学教育的八十年代初，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那时社会风气还不坏，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事情一般没人敢做。但是让子女上大学读书，算是比较冠冕堂皇也比较求上进的“谋私利”。地方和部队的许多干部子女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创造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工农兵大学生"新名词。
我年轻气盛，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什么文凭不文凭?许世友有文凭吗?不是照当军区司令员吗?
后来国家设立了自学考试制度，这是硬碰硬凭本事拿文凭的。我动心了。1984年调来南京前，在12军报名参加了一次江苏省自学考试，通过三门。调到南京了，我以为没戏了。到机关上班后，无意中发现同事办公桌上有自学考试课本。一问才知道部里有好几个人都在参加省里的自学考试。原来自学考试在省内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到南京还可以接续考。我报的是党政干部基础专业，主考院校是南京大学。一共14门课。我已通过三门，接着再考，全部通过就可以拿到国家认可的大专文凭了。但是部里报名早就截止了，于是我就自己直接到省自考办报名点报了名。
我调南京是因为军区决定举办南京军区第五届体育运动会。组建体育办公室，承担筹办任务。
来了不久就赶上大裁军，福州军区合并至南京军区。军区范围扩大了，苏浙皖闽赣沪五省一市，驻军部队要组建十个体育代表团加一个福州军区体训大队参赛。将在南京、上海、徐州、定海设四个赛区。有1100多人参加田径、足球、游泳、乒乓球、射击、棋类、军体等项比赛。这就要选拔组织各门类裁判员队伍进行培训、比赛场馆的检查、运动设施和器材的保障、各比赛场地工作人员的落实、乃至各代表团参加项目、队伍情况的收集统计、比赛日程的编制确定、室外项目气候情况的分析及预案、首长、贵宾的出席、观众的组织和要求……
工作千头万绪，不能出任何差错。我另外还要负责不定期地编辑印制军区第五届运动会的《会刊》，及时报道首长指示和各大单位准备参赛的动态。
繁杂的工作占满了上班时间。我参加自考，部里无人知晓。学习全靠下班以后和每天早起挤时间。这次我报了三门课，分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大学语文和形式逻辑。前两门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在学校时就偏文科，稍稍复习应该能通过。难的是形式逻辑，看起来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什么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什么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从未接触过，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临近考试前，领导找我谈话，说：小戴啊，这段时间你要辛苦一点了，部里几位同志要参加自学考试，部里支持他们学习，给他们一个星期时间全脱产复习。日常工作就由你多担负了。
听了领导的话，我心想我也要考试的呀。但是我一贯律己，人家是在部里统一报名的，所以组织有安排。而我是自己报的名，领导并不知情。好强好胜的我决定什么价钱也不讲。我简单而响亮地回答：是!知道了。
于是，每天上班我全副精力应对工作，上传下达，不敢丝毫懈怠。晚上复习到12点，准时睡觉。闹钟定到清晨4点，蹑手蹑脚起床，天蒙蒙亮就挟着书到办公区的小花园里读。这里很幽静，空气都带着甜味儿，很适合背书。我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靠理解重点，反复背诵。
考试日到了。因为都是安排在周六，周日，所以也无需请假。我的考场在金陵中学校园，考完交卷时，自己码了码，大差不差能及格。考后不久发榜果然三门全过。这使我信心大增。
如此这般，到1986年考完了全部14门功课，顺利领到了南京大学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收获更大的是两年自学考试每天早起读书，或是写点文字什么的，成为了我保持至今的生活习惯。
军区第五届体育运动会
我是因筹办军区第五届体育运动会于1984年6月调入军区机关的。而军区举办第五届运动会，是因为军委将于1986年举行全军第五届运动会和国家1987年将举行全国第六届运动会，军区将组团参加。
在我之后，又从军区下属单位先后抽调了朱伯明、倪华琪、杨阳、袁永国、王秋阳五位同志进入体育办公室。并把体育办公室作为军区体育指导委员会常设办公室，人员纳入政治部机关编制。文化部本就有体育处，刘德余处长(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贾晓晨(新任体育处长)，蒉建伟干事，后两大军区合并，从福州军区并过来一位王伟任副处长。体办和体育处基本就合署办公了。刘德余副部长担任军区体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全区体育工作。
军区体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是王成斌副司令员。这位首长是从胶东保卫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上海等血战中杀出来的一员猛将。性格率直略带粗鲁。记得第一次军区体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在1985年春节后召开的。会前闲聊时，有人说起演员陈冲参加1985年春晚，开场白说："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按你们中国人的习惯，系了一条红腰带。"
陈冲是出国留学生，当时还是中国籍(后来入了美国籍)。她的"你们中国人"一句话，毁掉了当年的春晚。全国观众难以接受，纷纷吐槽。参会的委员们(各军副军长或各省军区副司令员)也未能免俗，七嘴八舌地骂起来。只见王成斌瞪起眼睛，一拍桌子吼道："他妈的，看不起中国人。我就不信美国人的屌比中国人粗，她图什么呢?"
语惊四座，话粗得让人忍俊不禁，参会的各位副军长、各省军区副司令员都捂着嘴笑。
王成斌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由张玉华副政委接任军区体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张副政委1935年入党，在2015年9月3日，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作为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央视直播镜头长时间定格在他身上，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老兵明星。
有现任首长亲管，有体制保障，有年富力强新人调入，这段时期军区的体育工作秣马厉兵，呈现风生水起、兵强马壮态势。
这次运动会是自1973年以来军区部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盛会。驻苏浙沪皖闽赣五省一市部队组成十个代表团，一千一百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运动会设男女军用枪射击、五公里越野和对抗射击、军事五项、游泳、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棋类等项目。7月9日开幕，12月2日举行了闭幕式，时间跨度达五个月之久。分別在南京、徐州、上海、定海四地举行。
此次运动会上三人三次打破两项全军记录，十七人两队七十三次打破十二项军区记录。闭幕式上，史玉孝副政委要求各大单位服从全局，明年参加全军运动会，调谁给谁。
后因军队改革，不再参加全国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和单项赛事，全军第五届运动会取消了。军区第五届运动会成为绝唱。
调职故事
1985年大裁军，全军由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乌鲁木齐、武汉、福州、昆明11大军区，合并成沈阳，北京，兰州，南京，济南，广州，成都七大军区。经过一年多运转磨合，已然按部就班。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是个流动性极强的地方。在基层部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的退了，才能提拔一个新的接任。比如一个团，团长提拔了，调走了，或者转业了，退役了，才能从副团职中提拔一个顶上来，或者是平调。而副团长提升为团长了，空出的位子参谋长或营长才有机会提升为副团长。依此类推，唯有空缺，才能替补。
但团、师、军、军区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却不一样。有很多岗位因为工作需要连续性，致使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能干好多年不挪窝。军区机关里十几年的老参谋、老干事司空见惯。
为平衡待遇，军委对机关的干部有调职的政策。你在某岗位干得时间长了，兢兢业业，工作又离不开，就可以比照相应兵龄和任职时间，确定你为相当于某级別的参谋、干事。比如我是从团政治处副主任岗位调入的，到军区机关就是正营职干事。因大裁军编制机构改革，这两年机关干部的职务除补缺升迁的外，基本没动。1986年传来了好消息：凡符合任职时间条件的，普调一级。
我任正营职已满四年。工作认真，职责胜任，成绩斐然，完全符合调职条件。部里顺理成章地让我和其他符合晋升条件同事一起填表，评议，履行了申报手续。我就喜滋滋地等着好消息了。
不久，部里几位申报调职晋级的同事都接到升职的通知了。而我却没有一点动静。
我心里着急但表面故作镇静。领导当然看得出我的期盼神情，安慰我说"小戴你别急，这次普调工作量大，干部部门比较忙，通知有先后也是正常的“。我嘴说："不急不急"，其实心里怎么能不急呢。但是急也没用，只能等着。
过了两个月，还是没动静。部里领导也坐不住了，去向直工处询问。主办此事的干部处汪爱平处长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是一起报给首长审批的，戴庆中的材料我印象很深的，因为分管你们宣传、文化的洪家德副主任在他的申报表上专门作了眉批："戴庆中同志工作热情高，业务能力强，职务早就该调整了……"。但干部工作是王副主任分管的，最后要王副主任签批。其他报上去的都正常批复了，只缺了戴庆中的，我们又不好问首长，再等等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又过了两个月，还是没有动静。汪处长对我们部里领导说，不知是不是上次报的材料岔到哪里去了。要不你们部里再报一次，我们再走一次程序。
于是，文化部把我的晋升职务材料单独又报了一份到干部处。汪处长就直接呈报给王副主任。
呈递时见王副主任拿起材料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放到办公桌的右上角了。
过了几天，汪处长去取批复件，王副主任不在办公室，他整理首长画过圈，签过字的文件，见我的那份材料还在王副主任办公桌的右上角文件堆上没作任何处理。他往下翻了翻，居然看到第一次报的、有洪副主任眉批的那份材料也压在下面。他愣住了。
汪处长把这情况反馈给我们部领导。我们部领导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不知如何向我解释，就让我去问汪处长。汪处长也就实话实说：我们只能按程序办事，至于首长为什么把你的材料压下来，我们不明白也不好过问。要不，你自己找机会问问首长。
听到这情况，尤其听说了洪副主任作了眉批的材料也压在王副主任的办公桌上，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我遇上了无法明言的池鱼之殃了。
洪家德副主任是两大军区合并时，从原福州军区并过来的。他和王副主任资历相当，都是少将军衔。我和他相识是前不久南京军区在福州举办了一次军区部队书画展览，我和人民前线报社的白铁平编辑被派跟随洪副主任前往福州工作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我负责选择入选作品，组织布展，邀请福建省、福州市有关领导和书画界知名人士参加开幕式，组织驻榕部队参观展览。铁平负责展览的宣传报道，收集军地各方的反应。
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洪副主任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忙碌。特别是他原来就在福州工作，家也还在福州没搬，对地方的领导和文化界比较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对我和白铁平的工作非常认可，印象非常好，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饭。所以，这次调职他看到我的晋升表，情不自禁地加了眉批。眉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情。
殊不知洪副主任的一番真情好意，却给我造成了麻烦。因为同一批几十份晋级材料，所有表格都是清清爽爽的，唯有我这一份加了眉批。传到王副主任手里，王副主任一定犯嘀咕："这个戴庆中和洪家德什么关系?"，他有狐疑，但洪副主任和他是平职，这话又不好问，只有先压下来。
弄清缘由后，我想我不能背这不明不白的锅。但这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事情，想来想去，谁也帮不了我。只有我自己直接找王副主任说个明白。
俗话说"侯门似海"，王副主任是资深的正军职首长，相当于地方的省长。办公室有专门的警卫、秘书把门。上班时间首长都很忙，去谈个人事情肯定不合适。下班后回到家里，也会有警卫员和专职的公勤人员挡驾，哪那么好见?
好在都住在大院，两位副主任住的是门对门的两个院子。东院是王副主任，西院是洪副主任。我每天下班后，就到王副主任家门口转悠等机会。等了几天，都没有合适的机会。老在首长家门口转也会让人生疑。那天晚上我鼓足勇气上前按了门铃。
门开了，真巧，是王副主任亲自开的门。他一看是我，不由一愣，一手扶着门，一手把着门框，问："你什么事?"
"报告首长，我要向您汇报一下思想"。
"汇报思想?你要向你们部里汇报，不能越级找我，而且谈公事要到办公室去"。
"您是直属党委书记，我是直属单位党员，党员向书记汇报思想，没有越级。我要汇报的是个人问题，不是公事…“我一边分辩，一边往门里挤。王副主任哪里拦得住我，硬是被我挤进了客厅。
王副主任有点不知所措，跟在我后面说："我现在也没时间听你汇报，马上要去开会"。我说："我只占用您五分钟时间，说完就走，不耽误您"。
接着我就站在王副主任面前，单刀直入地说："我向您汇报的是机关干部这次普调的事。我这次在普调范围，部里也报了。听说压在了您这里。我得知是因为洪副主任在我的材料上作了个眉批。我要向您说明的是，我只是跟洪副主任出过一趟差。他是福州军区调过来的首长，我以前不认识他，现在也是正常上下级关系。如果说有点特殊关系的话，我和您倒是有点关系，您是12军的老首长，我是12军调过来的，我是您老部队培养的干部，我在12军时就听说过您。好了，我今天就是来向您说明，我不是谁的人，我只是组织的人。不好意思，打搅首长了。您还要开会，我回去了。"
说完，我端端正正给王副主任敬了个军礼，转身拉开门走了。看不到王副主任什么表情，也听不到后面有什么动静。
话说这时候已经是1988年了，普调已快两年了。我心想，管他呢，大不了让我转业好了，叫我憋着不说，我做不到。
找过王副主任不久，事情就有了转机。刘德余副部长找我说：小戴你去找首长啦?我点头说是。他笑了，说真有你的。可是，现在机关干部普调工作已结束了，你的事情还真有点难办了呢。我说：没关系的，我服从组织安排。
刘副部长说现在正在搞业务干部的技术调级，可是部机关没有技术干部编制啊，你愿不愿意调到直属单位去呢?我问哪个单位?刘副部长说：文化站。
文化站全称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正团级单位。站部也在大院里，负责全区部队的影视发行、放映机配发及修理，和文体器材采购供应。我当即表态：愿意。
刘副部长又说：可是，文化站领导岗位都是满员的，你去了只能解决技术级的问题，不能解决职务噢。我笑了，回答说：我又不是要当官，能解决技术级，待遇上不吃亏，我就十分感谢组织了。
于是，很快手续就办妥了。任命我到文化站站部当干事，一去就填表，申报技术九级(相当于副团)。这次顺风顺水，与文化站系统的业务干部一起报，一起批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调级时间都是1988年，现在批准的时间。而我却从1986年算起，与机关调级时间同步。补了我两年的级差工资。我心里有数：这是王副主任的“恩典”。他解了心中的狐疑，芥蒂尽释。因此让我既解决了职级问题，又经济上也不吃亏。
现在，洪副主任、王副主任都已经作古多年了。洪副主任患的是癌症，1993年先走了一步，享年64岁。
而王副主任则因1989年率部参加了处理天安门事件，回来后一跃提升为南京军区中将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春风得意。不过他也许是操心过度，1994年到沈阳军区某团视察时，罹患了急性胰腺炎。这种病虽来势凶猛，但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一般县以上医院都有成熟的治疗技术。但王副主任此刻已是大军区中将副政委，对这样级别的首长治疗不敢马虎。团卫生队急送师医院，师医院边准备紧急治疗方案，边向军里汇报。军首长当即决定：马上转军区总院，由专家负责手术。同时，沈阳军区首长考虑，兄弟军区的首长在我们这里犯病，得立即给南京军区通气。南京军区首长接到通报也高度重视：当即决定派本军区总院的专家，乘专机赶往沈阳参加会诊治疗。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一刻也没敢耽误，即刻赶往机场登机飞沈阳。……一级一级请示，转送，可是疾病不等人。等南京军区专家赶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已无力回天。王副政委在沈阳市沈阳军区总医院不治身亡，享年也是64岁。
这二位首长均是英年早逝。机关干部们当年谈论起来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