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知青生涯中一段又不一样的岁月，那是在我当知青的第二年，即公元一九七五年，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掀起新高潮的一年，那年全国农村从学大寨转型到大力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国家的农业生产试图要想完成一个质的飞越，运动覆盖了当年的整个中国农村，某些人好像尝试着要要把全国农村都整形成大寨模式。
当年遵义县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参与者，为此专门组建了“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我有幸成了队员之一，我两年的知青生涯，这个时间段占了几乎二分之一，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如何进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但在遵义县，因为我亲身参与其中，印象颇深，这段经历必然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知青到了第二年，相信想回城的愿望每个知青都很强烈，我们知青点有两个知青，从内心讲谁都想尽早回去，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机遇，必定会形成竞争，对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友来说将会很不愉快，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恰好在此时，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九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提出：要使全国农业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那场景真的是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说干就要干。于是，东风吹，战鼓擂，全国的县委书记们应召匆匆赶到山西昔阳开大会。
当年贵州省的遵义县人口已超过80万，是贵州省第一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大县之一，在黔北高原，地理条件经济条件都算是较好的，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遵义县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据说当场被华国锋总理点将要求表态，面对全国众多的县委书记和台上的中央首长，我们的县委书记有苦不敢言，只好咬紧牙关表态说要力争在两年内把遵义县“建成”大寨县。这可是当着全国县委书记表的态，算是对中央立下军令状了。
然而，话虽说出了口，我们的县委书记心中却并没有多少底，更要命的是中央会议结束后，风风火火回到遵义县的县委书记关于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的整体计划思维都还没有成熟又接到国务院新的电话通知，说两年时间太长，能不能发扬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力争把遵义县一年就“变成”大寨县，在贵州乃至全国都带个好头。
由“建成”到“变成”!中央只改了一个字，事情却从根本上再次发生了质的飞跃，用火烧眉毛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我们县委书记不敢怠慢，马上在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强调这是政治任务，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把这当成头等大事来抓，要全民动员，要搞出声势，要让全贵州、全国人民都看到我们遵义县全县人民已经和县委县政府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要让全贵州、全国人民都看到我们遵义县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决心有信心正在努力把遵义县一年“变成”大寨县。最起码要让全贵州、全国人民看到遵义县“变”的努力。
首先，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立即以县委牵头，县政府主抓，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立竿见影成立了遵义县“普及大寨县工作队”，由县委办公室主任为工作队总队长。接着召开了“五干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大会)，传达县委会议要求，全县各区乡公社立即抽调大队支委以上党员、农村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组成基层工作组待命。
大张旗鼓地组织“普及大寨县运动”工作队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有了派一个知青参加工作队的指标，起先我们两人商量时我并不想去，另外一个知青见我不去也决定不去，但是，两个人都呆在这里，有回城机会必定就形成了竞争，这是我不希望发生的。
由于我们公社工作组的构成是必须有一个知青参加，我们不去队长也交不了差。所以，当第二天当生产队长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改变了主意，毫不犹豫地答应我去。就这样我以知青的身份荣幸地成为了遵义县“普及大寨县工作队”的成员之一，从我插队下乡的南白区水源公社被交叉派往当年称作是“贵州高原的一颗明珠”的农坑公社，该公社地理位置好，紧邻210国道，水田多坡地少，既通公路又通电，人均收入比我们水源公社高好几倍，很多大队生产队都有拖拉机，而我们水源公社不光连一台拖拉机也没有，绝大多数生产队还不通电，照明点的还是煤油灯，我下乡的生产队刚好通电我就离开了。
离开是一种回避，同时也可能是另一种机遇，当然，同时我也存有一分
私心，因为参加工作队后每天工分由队里按全勤记，肯定不会再上山下田，比生产队上工轻松，而且，县里每月还对每个组员另外有十五元钱加十九斤粮食的生活补贴，至于工作队具体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并不清楚也不关心，只要能拿到补贴就行了，反正到时候工作队怎么安排我怎么做就是，我随时听候集中的通知，内心想的更多的是补贴该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被褥洗漱工具简单，一根草绳一捆搭上肩就走。
县委“五干会”一结束，区里下去紧接着又召开了“四干会”(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大会)，“四干会”一结束，公社也不能掉队，紧接着又开了“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亦步亦趋，紧锣密鼓，几场大会的连续召开几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完全打破常规，效率之高叹为观止。
中央文件、县委文件，区委文件，公社文件，层层传达步步落实，会议就一个主题：要求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把我县一年“变成”大寨县而奋斗。
几级大会开完，时间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份，从中央开会到县委开会到区委开会公社开会到筹建工作组，要知道，当年的遵义县全县有十七个区，八十多个公社，数百个大队，上千个生产队，只用了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没人敢拖，七六年将是大干快上的关键一年，工作队必须在年底前进驻到各生产队，时间可是不等人啊!
按县委会议精神，县机关各部门分公社划片包干大队级的工作队，县委各
部局一把手必须直接到边远公社挂帅任公社一级工作队队长，交通要道沿线公社必须指定部局一把手到大队一级工作队挂帅任工作队队长，各机关单位除留下看家的以外全部都下乡参加工作队，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所有和普及大寨县不相干的工作均往后推，而且，对工作组的具体工作也做了详细部署，所有公社级别的工作组都由县里统一指挥各公社交叉派驻，既可以起到相互监督作用，又可以保证工作组的工作效果。
县委要求紧急组建的工作组三天之内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处大队报道，并召开群众大会，要掀起一个高潮，要让全县农民都知道，只有一年时间，我们遵义县变成“大寨县”，成也得“变”，不成也得“变”，总之，一年过后，遵义县就不再是过去的遵义县，而是“遵义大寨县”了，如此激奋人心的大事可以说是百年不遇，谁也不能言败。
但是，对工作组的工作方式也做了具体要求，工作组下去后，必须在当地支部的领导下展开工作，任何事情不得越过当地支部擅自做主，这点县委非常明智，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文革造反遗风还阴魂不散，县委也担心这帮人下去稍有不慎会再次形成地方性质的“小文革”运动。
再看我们的县委书记李洪涛，在布置安排完后更是身先士卒，放下手中千头万绪的其它工作，率先下到210国道边的南白区龙坑公社，和生产队的农民兄弟们蹲在田里匀油菜秧，姑且不管他处理的这几棵油菜秧是否能成活，起码让工作队看到，我们的县委书记想表现的是更高层面的意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现县委县政府要把一个八十万人口的大县一年变成大寨县的决心和雄心是“从我做起”。
唉!一个“变”字了得，真真是难倒了我们的县委书记，我们的县委书记估计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能先从匀油菜秧做起。可是，在这生气盎然的油菜田里，我们的县委书记通过匀油菜秧真能找到“变”的灵感吗?
然而，找不到也得找啊，在那“让灿烂的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成果”
的庄严岁月里，不折不扣响应中央的号召是首选，谁又能有其他好的办法呢，因为那个特殊的时期盛行的标准是：“干没干是态度问题，干没干好是现实问题”。关键在于干还是没有干!我们的县委书记是真“干”了，所以，就首先以身作则用下到生产队匀油菜秧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决心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积极态度。
在我当年粗浅的了解，当年全国广泛宣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作为中国
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引领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为此，小小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居然可以做到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我不关心为什么，只觉得既然大队支书要做国务院总理，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肯定会把发展农业当成支柱来发展。
我所在的工作组编制上是八个人，由县里某局的局长任组长(但暂时没有到位)，另外有两个副组长，一个是农坑公社武装部长，一个是龙坑公社“五七”小学校长，五个组员我算一个，一个退伍军人，其他三个都是从其他大队抽调出来的大队副支书或大队支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