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仍然在地里割草背瓜。老庄主是我给他上的尊号，因为我觉得他太爱庄稼，太爱土地了。
父亲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二月，那时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大爷爷是玉舍大地主钱文达家的头人，代钱管理着高石冲子土地和相关事宜。二爷爷是毕摩先生，经常给人做红白喜事。三爷爷是保长，全家的经济大权主要由三奶奶掌握。四爷爷早夭。五爷爷负责经商，常年奔走于六枝郎岱、盘县等地。我爷爷是他们弟兄姊妹中最小的，最受曾祖母的溺爱，常常是提笼架鸟，四处混吃混喝，有时随大爷爷去佃户家收租子，有时随二爷爷去给人家做红白喜事，逢着知道三爷爷有抓壮丁任务，爷爷总找借口说要出去遛鸟，其实是悄悄地给要被抓的人通风报信，结果是三爷爷抓壮丁常常落空，知道真相后也拿我爷爷没办法，因为有曾祖母护着，俗话说的好:"皇帝想长子，百姓想幺儿。"爷爷的日子是过得最惬意的了。在民国末年那个特别混乱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官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事屡见不鲜。当时从水城派到果布戛的乡长到任后欺男霸女，引起了当地豪强的反对，他们把乡长朱伯轩及十多人的卫队包围在果布戛的一座小山上，放火烧山逼出来后把他们全部缴械。豪强们要全部枪杀这批人，大爷爷是出名的老好人，他说朱的两个勤务兵还是十多岁的孩子，不要杀害他们。最后这批人除这两个勤务兵外，全部被杀扔在山沟里。
枪杀朱乡长事件发生后，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族了。因大爷爷的长子大伯父是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国民党保安团开进了我们村子，二爷爷、三爷爷成为枪下之鬼，跑得快的捡得了命，跑得不快的成了人质。大爷爷变卖了全部田地换回人质，办丧事时六口棺材整齐地停放在村口，情境不胜凄惶。办完丧事后不到半年，郁积于心的大爷爷也去世了。大伯父成了国民政府追缉的逃犯，整日东躲西藏。临到解放，又被钱文达任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这个光杆司令在山林岩洞中躲了两年自首，之后就是二十七年年的劳改生活。
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已经穷得吃上顿没下顿，变成了真正的贪下中农了。父亲十余岁时，中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和三叔他们上山挖粘苕、和尚头等野莱充饥，侥幸捡得一条命。
父亲十二岁才进入学校读书。读完二年级，父亲跳级到四年级。由于是跳级，父亲的数学成绩开始很差，数学老师经常摸着他的头说:"你的数学成绩差，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太大。"父亲深受刺激，于是奋发图强，从背乘法九九表开始，一点一点把数学成绩追了上来。
小学五年级，父亲转到了常明小学。他是他们班上最壮的学生之一，也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常明求学生涯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在常明，父亲结交了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遇到了一生中最欣赏他的老师。父亲常对我说，他是他们班上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每次老师都要点评他的作文。我相信如果父亲受到更好的教育，不为生活所迫，他一定会一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叙事生动，特别吸引人。他的语文老师是黄胜武老师，多年以后也教了我一年的语文，特别喜欢打蓝球，他曾对我说:"你老爹读小学时就有一百三十六斤，壮得很，你小子也是壮得很!"黄老师曾对我父亲许多同学说:"你们班的同学，张国举当农民，我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父亲的初中在杨梅中学只读了一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迫中止了。父亲右杨梅度过了最艰苦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因为家里穷，爷爷奶奶给不了毎月四块钱的生活费，当时学校学生到附近砖产参加劳动，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助，父亲向老师说明自己家庭情况后，老师给父亲争取了一个名额，于是是父亲在课后到砖产干活，挣自己的生活费。父亲这一时期有两位关系要好的同学，一个是玉舍的熊亦明，一个是阿戛的武强华。熊亦明和我们村里有家人是亲戚，许多年以后到我们村里时和父亲一起喝酒叙旧，言谈甚欢。武强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给父亲写过信，在当时有信自北京来，我们公社许多人都觉得很惊奇。我毕业上班后，有人曾建议父亲去走走已是副市长的武强华的后门，但父亲始终没有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学生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父亲与同学准备到北京去瞻仰毛主席，从杨梅坐车到贵阳后，由于火车太拥挤没有去成。没有到过北京，成为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由于当时学校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父亲被迫停止学业，结束了热爱的求学生活。
二
父亲从学校出来后，成为集体的一名社员，因为大队长的特殊关照，父亲成了大队会计。父亲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大家记工、发工分。背粪时节捞粪或者抬撮箕，收获时节负责登记清仓入库，上交公余粮时与仓库管理员交结相关手续，父亲说虽然事比较多，但相较其他社员来说，算是比较轻松的工作了。那时家里人口多，爷爷奶奶加父亲四兄弟，每年的粮食都不够吃，爷爷小时是家里最受宠的，基本上不怎么管事，奶奶倒是挺泼辣，但基本上算是不怎么会持家的那种闲老人。大爹是家里的长子，基本上继承了爷爷提笼架鸟的习惯，只要听到黄豆儿(黄莺)的叫声，跑得比兔子还快，干活时喜欢偷奸把滑，是推磨喊头昏，舂米喊脚疼的那种人。三叔幺叔还小，奶奶基本不怎么让他们做事。家里没有粮食的时候，买粮或借粮就是父亲的事。有一年夏天，父亲去阿戛买粮食，回来时下大雨，巴朗河水暴涨，父亲和马驮子被河水冲出去十几米远，幸亏父亲水性好才没有出事。
父亲年轻时很帅，洁白的牙齿，甜甜的微笑。我每次听到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表现，眼里常闪着愉悦的光芒。在我们那个人人都是一口黑牙齿或者黄牙齿的地方，有一口洁白的牙齿是特别骄人的。母亲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是外婆生下的第十四个孩子。外婆还在月子中时，土匪来抢劫，那几天风雪正大，在外边避匪祸的外婆被冻了一夜后就瘫痪在床了，外婆没有奶水，母亲是吃大姨的奶长大的。母亲的童年，就是要照顾卧床的外婆，外婆脾气怪，只要照顾不周，就会恨恨的给母亲几爪。母亲说她小的时候，最羡慕那些能够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姐妹们。外婆去世后，母亲更成了外公的心尖小宝贝，母亲的哥哥姐姐嫂嫂们对她特别好，母亲的麻布衣服，是村子里的小伙伴中最好的，许多小伙伴出门时都要借母亲的衣服穿。父亲结婚时的麻布衣服穿戴不整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几乎是赤贫状态，那个时期的婚礼，肯定是十分寒酸的。外公特别心疼我的母亲，为了让我母亲的日子过得滋润些，他把一头半大猪送给我父母喂。猪养到两百多斤重时，我三叔要结婚了，爷爷奶奶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最后只好把外公送母亲的那头猪卖掉结亲。
三叔结婚后，爷爷家的房子就不够住了。父母亲在老房子子的右边筑了两间土墙房，那就是他们第一次的新居，我姐姐就是在那间土墙房里生的。
姐姐在这个世界只活了一年，在那个医疗条件特别差的年代，一场小病也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姐姐得病后父亲母亲准备把她背到阿戛医院，快到新岔河时姐姐就没气了，按那时的习俗，早夭的儿童都是扔在撂儿坡。姐姐早上出门，晚上就再也回不到村子，回不到家了。我常常想如果姐姐活着，她肯定是儿孙满堂的了，可惜天不与寿。唉，我的可怜的被扔在荒郊野外的小姐姐，如果你有灵，你应该知道父亲和母亲是多么爱你，许多年以后，当他们说到你的时侯，都说你特别聪明，当然，我一直不忍多问，我怕我一问你的情况，他们会更伤心。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七一年对母亲来说是最难承受的一年，刚刚失去爱女，对母亲关怀备至的外公又去世了。按照彝族风俗习惯，去世老人的女儿家要下祭，要吹锁呐拉羊扎纸货，大女儿家称为大马郎家，小女儿家被称为小马郎家。父亲请了几十个人去下祭，当时政治上强调破四旧，永姑公社的罗书记亲临现场不准吹唢呐，机敏的父亲问罗书记可不可以吹革命歌曲，书记说是可以的。外公的丧事下祭的队伍中，只有我家的唢呐一直在吹革命歌曲，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样的演奏一定是最特殊的哀乐。外公是什么模样，我读初中时把课本带回家，里面有一幅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的插图，父亲对我说:“这太像你外公了"。我想母亲小时候，外公也是经常那样给她扎头绳的。
母亲的至亲中，我没见过大舅舅、三舅舅、四舅妈。大舅舅我在照片中见过，很慈祥，我母亲结婚后曾送一百二十块钱给我母亲。一百二十块钱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这笔钱后来用给三叔做彩礼，奶奶家陆续续还了些，但直到最后也没有还清，成了一笔糊涂账。三舅舅因为大表姐的婚事与人发生争执，被人杀死，算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们死得最惨的。四舅妈死得早，我基本没有印象，我小时候到四舅家，看到他家住的是大瓦房，很漂亮，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我想四舅妈生前一定是很会持家的人，我表姐们在她的指导下才会把家务做得那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