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1984年6月生,河南省息县人。曾获宇龙诗歌奖(2008)、北大未名诗歌奖(2007)、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等奖项。作品有诗集《奇迹》《穿山甲,共和国》《还乡》(Powrót do domu,波兰文,2018)等多部,先后被译成英文、波兰文、西班牙文、亚美尼亚文、俄文等多种文字。现居北京。
Q:您是怎么走上写诗之路的?能否说说您的诗歌启蒙从哪开始?
A:混沌——“无”中的混沌。我是从“无”中的混沌中,听到某种来自宇宙的奇妙声音,我被它吸引、被它笼罩,我想将它告诉我亲密的朋友,可是我无法把它说出来。后来,我就在大地上画各种像图画一样的文字去描述那个声音,我在童年的梦幻里,坚信地球对面的人,一定能够通过那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图画——听到那个声音。我的写作,跟这个声音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这样理解,是因为我无法说得更准确。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周围所有令我失语的事物,所有令我无法说出的东西,都在文字里启蒙着我、也启示着我。
Q:您觉得,人生经历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A:提到人生经历,这么大的话题,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谈论。对我来说,我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写作中所经历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帮助我积淀我对世界认知的经验,它们使我感受到一个自我在不断地被完善起来。在写作上,它们将我的诗歌淬炼得越来越精微、难懂,艺术的思想性方面,也越来越“无所顾忌”,来去自如。
Q:能说说您的阅读兴趣吗?您最喜欢的作家或诗人是谁,他们的作品对您都带来什么影响?
A:下面这段话,是我在十年前,整理自己的一本将要出版的诗集时写的,现在看依然感动,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在阅读中,我总是在浩瀚的书籍里亲近并珍惜那些给我带来喜悦,并强化我的生命力的人物,当然,这必须是来自高贵灵魂的。在传统中,最近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吸引我,在遥远的地方召唤我,那就是唐诗。我一直在努力积淀自身的能量,试图走进唐诗与之融为一体,我深知这是一个理想。这可能是“我”以及将来的时代需要穷尽全部生命去完成的事业,在这里,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做一个“死者”。在现当代汉语诗歌中,我的一部分反省的时间是潜在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冯至、穆旦、海子、多多、王家新、西川、李建春、肖开愚,以及台湾诗人商禽、郑愁予、哑弦、洛夫等前辈诗人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中,吸纳其中的营养,不断地让自己在他们中清醒,以接受我认可的光照。在现代世界诗歌的版图中,我深感我们天生就处在地理的最低处,而我们中的睿智者,已开始领受天主恩典——那正在传遍喧嚣、焦虑的中华大地的智慧之福音。西方诗人中,我尤喜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蒙塔莱,永恒的但丁是“我的祖父”,我是他根脉的一部分;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兹·赫伯特、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爱尔兰诗人叶芝,希默斯·悉尼;英国诗人T.S.艾略特,拜伦;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哥特弗里德·本恩,保罗·策兰,当然还有里尔克;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纳克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的至爱;美国诗人爱伦·坡、艾兹拉·庞德、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更生、罗伯特·弗罗斯特;杨·卡切霍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 1530–1584)和西普利安·诺维德(Cyprian Norwid, or Cyprian Kamil Norwid 1821–1883)、保尔·克罗岱尔;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等等啊,就简单到这里吧。这些诗人,以及那些没有列举的诗人,面对他们的作品,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深思他们在各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勇气、智慧与使命。其实我现在想想阅读最多的还是,托马斯·阿奎那、但丁、歌德、乔伊斯、莎士比亚、荷马、屈原、杜甫以及《圣经》的相关文献等等,也有当代的思想家、社会学家与作家、诗人的书,我是在他们各自的系统中思考我关心的问题,也有现代汉语写作的问题。
Q:你写诗时是什么状态?有什么特殊癖好吗?与不写诗时有什么不同?
A:写诗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没有边际的自由。我喜欢在这种自由里思考问题。只有进入这种精神状态里,我才能够将一些我关心的问题,我感受到的世界和那些我无法言说的东西,说得更为接近我内心里的那个样子。天天在家读书、写诗,是我现在无法实现的,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上班、下班、读书、做饭、洗碗和朋友一块出门旅行等等,这些都是对写诗的训练,它训练的是一个诗人的心学与心智。
Q:您觉得,您作为诗人,与一般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A:我没有觉得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相反的是,在人群之中,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这是我对自己比较真实的感受。我写诗,更多的是为了让自我与世界之间,保持运动与互相发明。
Q:您的诗歌是一气呵成的吗?还是会反复斟酌修改?写到什么状态,您觉得满意了?
A:你对你的工作(写作)得反复检验。这是自我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一种疾病,自我的疾病。我通常把这种疾病,看作是天父对生命的奖赏。接受这个奖赏,就意味着诗人绝对不能再接受任何细微的败笔存在于他的作品里。就这样诗人在不断地靠近他所追求的,贴近他心灵的诗眼(泉眼)。诗人必须这样做,这是对奖赏的感恩。所以那个失去魂魄的人,在这个黑暗而紧闭的角落,反复地朗读、心读、默想——他写下来的诗,或者诗句,或者词。
有时候,他会把脑袋紧贴着冰冷的墙壁、闭上眼睛,用牙齿咀嚼着诗中的某一句话,念来念去,不断地打磨那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汉字。当然,这是诗人在那整首诗的整体状态之中与他之外的世界,进行的一场复杂而封闭的对话。诗歌的完成,也就证明了诗人与诗相遇神灵的结果。
Q:能否结合您的写作经历,谈谈您怎么看待写作者的天赋与勤奋?哪个更重要?
A: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看法。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也质问过自己(其实我经常质疑自己),有没有写作的天赋。那个时候,这个问题,让人很困惑。因此,也读过很多不同时期的文学大师与思想家,在访谈、文论、诗论和朋友间的交流中,谈到对关于灵感、通灵、超验、神秘主义、诗神附体等等问题的洞见。他们丰富的思想、博学与见识,非常激励年轻的心灵。
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比较信任的是勤劳地工作(写作/阅读):捕捉到一个词、一个词语,我就把它记下来;能写一行,我就努力用尽全心写下一行,每天都有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写作状态,这让我更加踏实、可靠。我也知道,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人物,能够在世界上做出伟大的成就,光靠勤奋、努力的劳作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天恩赐给你很高的天赋。不过,天赋这件礼物,不是谁想要多少,你就有多少,而是上天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
Q:您觉得您的诗歌,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或者您对您的读者有什么想象吗?
A:我觉得我的诗歌是写给那些痛苦中的人、绝望与仇恨中的人、不被理解的人、被这个世界遗弃的人和对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希望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地狱中的一个又一个人,有的人,是古人。我喜欢那个一直潜心于写作的人和他心灵里幽微、精密、无法企及、一触即碎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心灵里最深爱的东西。在我熟知的范围内,我的诗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朋友喜欢读,他们也向我谈论他们的阅读感受与他们的真诚批评。我感觉更多的读者,并不会喜欢我的诗,我也不敢谈论我的诗歌对别人带来了什么。我也无从想象。我在阅读与冥想之中,能够体悟到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篇里,有一股人类世界、宇宙和终极的终极者的鲜活生气。很遗憾,我没有被天上的声音允诺知道得更多。
Q:您的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您觉得,翻译后的诗,能否很好的表达诗歌原本意味,或者有什么意料之外?
A:只能说是幸运。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些诗歌文本,像一棵棵枯死的古树,它们埋藏在地下的根茎,从高墙与高墙之间的罅隙里长出新枝。那些新枝,被一个过路人看到,又被另一个过路人看到,因为他们自己的发现,就将那些树枝,“移植”入他们的母语里,带进他们的文学中。这是人类很高级的精神活动。至于那些诗歌文本,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发表、出版等等,那是翻译家、其他读者、诗人和出版社的事情,对我而言,一首诗完成、定稿,经过反复“诊断”之后,我会想办法尽快忘掉它们,重新开始新的工作。
Q:您介意您的诗被改编或唱诵吗?您怎么看待诗歌脱离诗人之后的命运?
A:我的几首诗,曾被新工人乐团的主唱许多,青年诗人、前卫民谣摇滚唱作人马克吐舟,还有青年作家、诗人吟光谱曲试唱过,他们都很有才华,我觉得诗歌里的声音,通过音乐的艺术形式创造出另一种声音,是非常美妙的,艺术中产生的意外惊喜,也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平庸与匮乏。我建议那些既才华横溢,又博学的青年艺术家朋友,能够跨界参与到创造具体的艺术作品之中,这是彼此启发自我、探索新的艺术空间的一股强盛的力量。几年前,我的新诗集出版,青年诗人、策展人朱赫,在798艺术区主持、策划我的新书分享会时,还请来了诗人多多、艺术家马可鲁和青年艺术家孙策等诗人、艺术家朋友一起参与讨论当代诗歌与绘画创作的诸多丰富、复杂的问题。这种跨界探讨与碰撞的思想交锋,给我的感受是,它可以让我们在彼此之中,体会到我们在时间的运行上,变得越来越完整。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没有想过。
Q:您的诗歌中,您怎么来调配语言、意象、思想的表达?
A:在汉语经验里,它们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互为矫正的。当它们同时进入某种均衡的状态里时,它们三者无论是处于立体的空间当中,还是整体的形势与结构当中,其着力点是唯一的。意思是说,它们三者存在于彼此之中,位格相同,并且是唯一的一个位格。它们同时内涵于一首,称得上伟大的诗歌里。这是我从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的思想中获得的启示,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各种办法,去改变、更新自己的写作,甚至具体到针对某一个词、某一个短句、某一个句法、某一个语法上的“爆破”与重构。这件事情,你只能进入诗歌的整体之中,才能够去做的工作。
Q:有人说,这不是文学的时代,而诗歌更是小众,您怎么看待你与同时代人的诗歌写作?
A:我从同时代人的写作里,借鉴过很多非常优质的诗歌经验。他们中有很多诗人具有强悍的写作才能,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矫正自己写作的力量。这让我感到身心喜悦。同时代人,是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它不是一个限定的时间概念,我在汉语中的理解是,它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我认为,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等等,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当下是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是不是更小的小众,这些问题,我觉得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写作。卡夫卡说,“写作,像个隐士还不够,要像个死者。”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Q:您怎么看待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现象,您会尝试转型去接触吗?
A:从最根本的方面说起,写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人永远要成为你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做你最愉快的事情,从这里出发,去热爱你能够感知与看到的世界和你创造出来的世界。所谓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现象,在现在的环境中,我无从谈起,但是在大众文化中,有很多有趣的作品,令人放松与愉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很多来自现实与生存的压力。有时候,写点别的东西,譬如随笔、小说、评论,这并不是什么转型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与文本,以不同的形式,在向外“繁殖”、延伸、生长。
Q:您觉得您的诗歌是先锋写作吗?您怎么理解先锋?
A:我不知道希伯来语中的、意大利语中的、英语中的、西班牙语中的、日语中的,等等,那些语言中的先锋写作在他们的历史语境中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我认为从写作本身来说,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艺术,都能够超越与完善我们的那个自我,因此,也让我们看到的更多。
Q:您这次与大益文学院签约,您怎么看待?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A:大益文学院签约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作家,他们的文本里传承着非常优秀的汉语品质。这是当代文坛有目共睹的。能够成为大益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是非常荣幸的事情,也是诸位同行、朋友,对我莫大的激励。感谢大益文学院里工作人员的眼光与智慧。除了感谢之外,我想说的是,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参与到“大益文学”之中,是我非常期待的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