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是读小学的必经之路。小学五年，经过姚市桥街五年。姚市桥街上的店，我们都很熟悉。
信用社是石头砌的，只一层，盖的青瓦，三通屋。它是我上学路上，过了姚市桥后公路左边的第一栋房子。长大了才明白，石头造房牢固，不容易被别人打洞。
那时候，没有谁对我们说信用社三个字的意思，慢慢晓得是一个钱来钱往的地方。
早上上学，信用社没有开门，中午上学，信用社没有开门。信用社的人按点上班，不像父母在坡上干活，该干什么就得去，干完才收工回家。
许多时候，下午放了学，我们几个同学会去信用社看热闹，看人取钱，看人存钱。小孩子身无分文，看一看钱，心里也快乐。
信用社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合起来的，门打开就贴在门洞两边的石头墙上。只要上班，信用社的门就打开。门左右墙上有两扇不大的窗户，位置很高，小孩子伸出手，不容易摸到它的窗沿。远远地透过窗户，也看不到屋里有些什么，窗户中间还加有细铁条。
信用社屋里的地面，用土夯得很实。人们在地上走来走去，带来的泥巴，慢慢沉积成一个个包，凹凸不平，有点像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我们站在信用社里，东一眼西一眼，无所事事。人们进进出出，手上握着或者从衣袋里摸出的钱都不多，一元的、贰元的、伍元的、一角的、贰角的、伍角的，甚至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拾元的钱很少。
信用社的人坐在柜台里面，或沉着脸，或微笑着。柜台也不高，台面大约在我们的下颌边。人们把钱递给信用社的人，他能够拿到;信用社的人把钱递出来，人们也能轻松接住。
有人存钱，信用社的人一张一张用手指翻着数;有人取钱，信用社的人也用手指翻着数。手指头数得有点干，打滑了，在旁边小盒子湿泡沫上沾一下再数。
人们存了钱，把绿色的存单放进衣袋;人们取了钱，小心地把钱放进钱包里。离开时他们一脸轻松，个别可能与信用社的人是熟人的，还要打个招呼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盯着信用社的地上，希望发现被遗落的硬币。但是，人们非常谨慎，我们从未在信用社的地面发现过钞票。不多的钞票，要么被人们带走了，要么锁进了信用社的柜台里。
有时候跨进信用社的大门，看到里面只有信用社的几个人在摆龙门阵，没有一个办业务的。信用社的人就会好心地说：“细娃家家的，快点回家去了。”我们的脸一红，怏怏地走了。
有一个星期天，路过信用社，发现了他们扫地倒出的垃圾。仔细翻找，也没有发现希望的钞票，最大的收获是有几个小锡头，据说那是上面送来的成叠的钞票上打结时的腰封。白色的锡头在手上沉甸甸的，高兴地拿回家，玩了好久。
信用社除了能让我们小孩看到钞票，没有给过一张我们希望得到的钞票，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到里面去看一看。信用社的墙上有一个挂钟，看到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会悄悄地离开，回家或者赶往学校。
有一天中午放学早，信用社还没有下班，我们照例进去看看。一个胖女人匆匆冲了进来，对着信用社的人大喊大叫。信用社的人，一时摸头不知脑。
那个女人哭叫着说，她取的钱，他们是不是没有给她。
信用社的人说，给了的。
女人说，给了的，我回家摸荷包里怎么没有?
信用社的人又说，给了的。
女人又说，给了的，我回家后荷包怎么会没有?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一边吼叫，一边流眼泪。一副不把钱给她，不会罢休的架势。
信用社的人面面相觑。主任出来对她说，她也不听。
信用社的人没有办法，悄悄地商量办法。那时候没有摄像头，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不知道怎么办。
女人取的钱也不多，二十元。信用社的人最后拿出二十元钱给了她，她才停止哭闹走了。
看热闹的人说，她可能在路上不小心弄掉了钱，或者被人摸了包。
我们离开时，听到那个主任说，这二十元钱公家哪能贴，只有我们四个人一人凑五元钱，算做了点好事。
想到那个女人又哭又闹的样子，我觉得信用社的人还真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是1978年至1983年之间，在信用社发生的一件事情。(徐君)
编辑：李玉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