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佐斌 文/图
在北宋时期，有一位举国闻名的经学大家，大文豪欧阳修亲自向皇帝举荐，其本人与苏轼也交往甚厚。他就是北宋广安军渠江县(今广安市的广安区和前锋区地域)人——黎錞。黎錞画像(资料图片)。
关于黎錞生平，宋史无传，今人考黎錞，多依据清代《广安州志》和各地清代及民国所修《黎氏族谱》。这两种资料关于黎錞的介绍也极为简短，且语焉不详，甚至同一内容相互冲突，令人不知取舍。即便是黎氏族人，也常将北宋经学家黎錞与明代状元黎淳混为一人，故而有了渠县宋家乡状元村、前锋区观阁镇的黎家祠堂状元坊。
近日，笔者在查阅清雍正至宣统多个版本的《广安州志》和相关《黎氏族谱》后，偶获北宋曾任广安军知军的吕陶(为黎錞同时期官员，比黎錞小14岁，晚逝11年)所著《净德集》——尤其是《净德集》收录的黎錞墓志铭，算是对黎錞生平的权威介绍吧!在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斗胆提笔著文，以期今人对这位北宋著名经学大家有所了解。
精研《春秋》，中进士前已名满京城
据黎錞墓志铭，黎姓始祖为上古时期的黎，官职为北正(《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宋太祖建隆初年，黎嵩自云安(今重庆云阳)入蜀，先居潼川(治地在今绵阳三台)，后定居广安，嵩生元祐，元祐生德颖，德颖即黎錞的父亲。按此，黎錞实为黎嵩之曾孙，而《广安州志》与《黎氏族谱》皆误以黎錞为黎嵩之孙。
黎錞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兄弟三人，长兄黎侁，二哥黎洵。三兄弟均为进士。黎侁何年中进士不详，《宋史会要缉稿》：官至馆阁校勘，卒于熙宁七年[1074年]5月。黎錞于庆历六年(1046年)中进士。黎洵于皇祐年间(1049年-1054年)中进士。《黎氏族谱》说黎錞于庆历三年(1043年)中进士，实误——据北宋进士榜，庆历年间仅两次殿试：庆历二年和庆历六年。其中，庆历二年状元为杨寘，庆历六年状元为贾黯。故黎錞也非状元。
然而，黎錞精于经学研究，造诣匪浅。
所谓经学，即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字词含义、阐发其义理的学问。自汉代开始，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天下文人重点学习的就是“六经”，即《诗》《书(尚书)》《礼》《易》《乐》和《春秋》“六经”。后因《乐》失传，便改称“五经”。
“六经”皆为先秦古籍，由孔子整理而成。但其内容多晦涩难懂，故历史上又出现了许多对经书内容进行解说的书籍。以《春秋》为例，就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为代表，而到宋朝初年，宫中馆藏解释《春秋》的各种传书多达60余家、1000余卷，足见治学《春秋》是多么的艰难!故黎錞墓志铭中竟有“《春秋》之难知，而学者之难论，亦已甚矣”的慨叹。
黎錞对《春秋》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春秋》录旧史之文，假圣师之笔，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简严，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过，则有得。”意思是说：读《春秋》，不必想得太深，也不必理解太过，这样才真正有所收获;否则，要么困于百家纷繁之说而思想难以超脱，要么变成钻牛角尖，这样反而对自己无益。
黎錞自幼苦读经书，颇为勤奋。成年后，他与二哥黎洵同游京城，期间常与文人们就经学内容展开激烈辩论，文人们纷纷赞其为经学奇才，连当时被称为“当代儒宗”的石介和孙复二人对黎錞都很赏识，将黎錞推荐给了朝中重臣韩琦(后成为宰相)，黎錞从此成为韩琦的门徒。
此时，黎錞还未考中进士，未能作官，但名声早已传遍京城。
深得欧阳修赏识，被朝中学士视为大家
庆历四年(1044年)，韩琦与范仲淹、富弼共同推动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很快遭遇失败。庆历五年(1045年)初，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时为谏官)等参与改革的主要人物相继被排挤出朝廷。作为韩琦的门徒，黎錞的人生也陷入了极短暂的低谷。 前锋区观阁镇黎家祠堂。
庆年六年(1046年)，32岁的黎錞进士及第，开启为官之路，始任利州(今广元)节度推官。
任上，其父黎德颖丧，黎錞回乡丁忧三年。服满后，改任成德军(治地在今河北正定县)观察推官，后又监延州(今延安)折博务，后又相继转任大理寺丞、殿中丞、阆州南部县知县。在任南部县知县期间，母亲又丧，黎錞再次回家丁忧，服满后转监在京铸务，不久又转任大常博士、屯田员外郎。
英宗当朝(1063年-1067年)，黎錞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他得到了名冠朝野的大文豪、中书令(首席宰相)欧阳修的举荐。那是治平三年(1066年)初，英宗询问欧阳修：“蜀中有何名士?”欧阳修则回答说：“文学有苏洵，经术有黎錞。二子皆名载一时也。”英宗大悦：“很好!”
由于欧阳修的举荐，黎錞很快转任国子监直讲。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而国子监直讲这一官职级别并不高，约为七品，和一个知县差不多。但其任职条件非常苛刻，因为他必须是国子监数千学员的言行典范，不仅要有精深的经学知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风范。整个国子监所设直讲最多不超过8人，而且年龄也有严格要求：必须年满40岁。
黎錞刚任直讲，便发现一个问题：国子监竟有治平元年(1064年)留下的160份监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无人领取。究其原因，乃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开始就有规定，但凡举人考入国子监后，应交束修礼(学生给老师的见面礼)二千，归国子监公用。为了不交费，便出现了有举人考上国子监后却没有来领监牒入学，而这些人多是占籍开封府的，本就在京城所在地，他们只是随众试一下，看自己能否考上，并不在乎监生这一名分，从而虚占名额，影响了真正想考入国子监的那些举人。为此，黎錞特向英宗上疏改制：但凡举人要考监生，必须先纳钱二千，方能进行考试，考中后也不再收费——如此，不想成为监生的举人，就不会来考试。英宗最终批准了黎錞这一建议。
在国子监，太学生达数千之众，导师们上课，一般先是拿着讲义，上台后比着讲义慢慢读完就退下来了，不再辨析要领。而黎錞讲课则不同，他不拿讲义，而是直接将经书放在面前，按照经书内容临场发挥，直接阐述含义。于是乎，太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黎錞讲课，纷纷称赞。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英宗为何要向欧阳修了解蜀中名士?或许，从广安一处遗迹也能找到些许答案。这就是今广安市区内的中桥。
在中桥河滩上，每遇水退滩现时，便能看到几路明显的桥礅礅坑。在这里，出现的最早的桥便是欧阳修命名的。
清光绪版《广安州志·人物志·懿行》记载：“龙光宗，字耀廷，监生，性慷慨……中桥倾圯，(龙光宗)倾囊移建上流，桥极宽敞，费钱三千八百缗，逾年告成，更名致中桥，即古碑书‘至喜桥’”。清光绪版《广安州志》对至喜桥则如此记载：“相传建桥时，欧阳修自吴入蜀，履险至此，途始平，因喜名桥。咸丰间，以中桥倾圯，移建上流，掘土得碑，有‘至喜桥’三字，欧阳公所书也，今尚存。滩盘石上，有曲水流觞遗迹。”宣统版《广安州新志·侨寓志》更是将欧阳修入蜀时间定在了嘉祐(1056年-1063年)初年，原文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嘉祐初自吴入蜀，至广安城西溪，适建桥落成，喜途中水险至此始平，因题名‘至喜桥’。今有遗碑。”
想必，正是嘉祐初年，欧阳修来到蜀中，后回京后，已即帝位的英宗便向他打听蜀中情况，自然也关心起蜀中有哪些名士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欧阳修向帝王的举荐，将黎錞与苏洵并重，黎錞也才在历史上奠定了经学大师的地位。
性刚而仁，颇令苏轼敬重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宰相王安石进行贡举(科举)改革。此前，朝廷贡举制度承袭唐朝及五代之制，主要有进士、明经、诸科。而王安石改革后，废除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由于明经和诸科都取消了，贡举不再将《春秋》作为考试科目，同时也取消了口头答述经义这一项目，这让黎錞心灰意冷，力求回蜀任职。
同样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苏轼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排挤而离京，相似的命运不觉间加深了苏轼与黎錞之间的感情。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苏轼或许是获此消息，便给时任眉州知州的黎錞寄诗一首，题为《寄黎眉州》，其诗云：“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一二句表达的是苏轼的思乡之情，三四句则是在向黎錞推荐家乡的美景，希望黎錞适机去赏瓦屋山的雪景和峨嵋山的雨后美景。五六句看似对黎錞“《春秋》已不纳入贡举，人生再也遇不到欧阳修这样的伯乐”的感叹，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能再遇伯乐的悲叹。故而七八句则表达出希望有一天能与黎錞一道，像陶渊明一样，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过着知足常乐的归隐生活。
苏轼寄诗与黎錞，更源于他们之前在京城时结下的友谊。
黎錞比苏轼长23岁，本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的朋友。因黎錞与苏洵同为蜀人，年龄相差仅5岁，同受韩琦的恩惠和欧阳修举荐，又同在京城，故两人关系甚密。久而久之，苏轼也与黎錞熟悉起来，成为友人。在京城期间，黎錞与苏轼时常同游，常与他们同游的，还有一个庆历年间进士及第的刘贡父。有一天，他们又一同外出骑游，听街上有人叫卖黎檬子(今称柠檬)，而“黎檬子”又是刘贡父给黎錞取的外号。黎錞此前不知黎檬子为何物，听人叫卖黎檬子后，才知这是一种水果，想起刘贡父给他取的“黎檬子”外号，不禁笑得前俯后仰，差点从马背上跌下来。
任眉州知州，已是黎錞离京回蜀后的第三个官职了，此前还先任过雅州(今雅安)知州和蜀州(今崇州)知州，此后又任过简州(今简阳)知州。每执政一方，黎錞都是先德后刑、精政减令，深受百姓爱戴。故而黎錞墓志铭文赞其“君子喜其劝，小人畏其惩，有古循吏之风”。循吏，即指古代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青天大老爷。
特别是任眉州知州期间，眉州百姓对黎錞的爱戴，令身为眉州人的苏轼备受感动，对黎錞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从苏轼所作《眉州远景楼记》便可看出。
黎錞任眉州知州三年将满时，眉州百姓却不忍让他离去，相率上书朝廷苦苦相留，终获得朝廷准允，继任三年。而“既留三年，民益信”，故有在眉州筑远景楼之举。而此时，苏轼在徐州作知州，已多年未回乡的他只能通过与亲友书信往来的方式，表达浓烈的思乡之情。在往来的书信中，亲友赞扬黎錞之善，多次请苏轼为远景楼作记。由于多年未能回乡，未目睹远景楼之模样，加之官务缠身，他未能及时应允，直到被贬黄州期间，思乡更切的他不禁再次想起好友黎錞，想起家乡亲友反复请他作远景楼记的嘱托，这才提笔写下《眉州远景楼记》。
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盛赞黎錞为政“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意思是说，黎錞在眉州治政，精政减令，严厉而仁慈，明正不乱，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和工作都显得很轻松愉悦。故而，苏轼更是赞叹：“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其意是，远景楼建成后，眉州人都为之喜悦并希望苏轼为之作记，这难道不是官员有治政之良方、而百姓又有易治之良俗的有力见证吗?
记文最后，苏轼希望自己有一天归老还乡，邀约众多乡友登临远景楼，一起饮酒诗赋，再来怀念和颂赞黎錞对眉州人民留下的恩惠。
然而，还乡的愿望，苏轼至死也未能实现。苏轼后半生起起伏伏，多次被贬于南方，而又多次被起用，最终卒于大赦而北归的途中(卒于常州，葬于汝州)，享年65岁。
苏轼被贬最远的地方是在海南儋州，这已是绍圣四年(1097年)的事了，此时黎錞已去世4年。由于海南盛产柠檬(黎檬子)，这让苏轼不禁再次忆起黎錞，便以日记的方式记入了他的小集子《东坡志林》。最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其意是，对故友黎錞的怀念之情在胸中翻涌，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然而现在已是人鬼分离，怎能再相见啊?
补记：元丰七年(1084年)，年已70岁的黎錞以朝请大夫之职告老还乡，翌年(1085年)哲宗即位，赠黎錞朝议大夫之职。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二十九日，黎錞卒，享年79岁。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十日，黎錞葬于渠江县敦义乡书台里(原广安县苏台乡，即今前锋区虎城镇境内)书台山下。《荆楚黎氏族志》则载，黎錞还乡后，先归隐于渠江县讲学，后转锡州(今江苏无锡)，不久又南迁于常州府(今江苏常州)，建经术坊于常州城内。黎錞著作留世，有《春秋解经》十二卷和《校勘荀子》二十卷。编辑：卢泠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