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南疆烽火乍起，我有幸参加了那场边境局部战争，这也是我这辈子的高光时刻，终身难忘，并为此骄傲。 战事第三天，我所在的火箭炮群前进指挥所，跨越了架在象征国界的河流上的浮桥，进入对方境内。 当地的一群光屁股小孩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在河边看热闹，向我们频频招手，面带微笑。 对方的公路显然比我们的要宽敞一些，但还是觉得纷纭杂沓，杂乱无序。我方各种汽车、坦克和徒步分队以及拉着骡马的支前民工来来回回，穿梭不息，时常堵得水泄不通。 我们“前指”二十多人，在连长的带领下，乘坐一辆拉着迷彩伪装网的“大解放”，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在制空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否则，一旦有对方轰炸机出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不容易离开了拥堵区，我们才开足马力，在黄连山下的谷保公路上急驰向前，火急火燎地要赶在正午时分开设前进指挥所。我们的车子过了一座桥梁，前面有个三叉路口。车辆稍停片刻后，向右继续前进。
路越来越窄，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布满鹅卵石的河滩。除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车外一片寂静，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 突然，一阵枪林弹雨向我们袭来，我们车篷上绑着的毛竹水管被打裂，水哗啦啦流了出来。绑在车厢板上的被包有的也被打中，白花花的棉絮膨胀了出来，大家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圈，谁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蹲在车里有些不知所措。 只听连长大喝一声:“坏了，我们闯入对方阵地了!大家要冷静，听从指挥，放下仪器设备，带上武器，紧急下车，抢占山下有利地形，组织有效还击”!“老朱(驾驶员)你想办法把车子调过头来，千万不要熄火”! 原来，在前面的三叉路口，我们走错路了，应该向左拐，不知是地图有误还是对方故意破坏了路标，我们竟然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对方阵地。对方可能早就发现我们进来了，他们观察到我方只有一辆车，而且车上还有天线在风中摇曳，便判定人数不多而且是指挥分队，所以把我们放进来才打。 按照连长的命令，我们鱼跃似地跳出车厢，迅速进入山崖下的对方射击死角。
对方的轻重武器如同高射炮打蚊子，找不到我们的具体位置，“出工不出活”，干着急，我们才有喘息的机会。大家按照战前训练的预案，三人一群，两人一组，分散寻找对方目标，交替掩护，进行有效火力压制。 我和另外两个老兵一组，S型向山上艰难的攀爬着，摸索着，坡陡林密，子弹嗖嗖的在我们身边飞过。远远望去，狗日的对方也就几个“毛猴”，敞衣露怀，龇牙咧嘴，东窜西跳。我们二十多支冲锋枪也不是打狗棍，哒哒哒、哒哒哒一阵阵连发，火力还是够猛的。不一会功夫，我的4个弹夹一百多发子弹就被我“哒哒”完了。对方被我们扫射得抬不起头，无招架之力，东躲西藏，老实了不少。 驾驶员老朱是一位六年兵龄的山东老兵，平时表现不佳，属于落后分子，但技术过硬。关键时刻，他沉着冷静，一把方向把车子开到悬崖边，又一把方向打死，把车头甩向河边，再把方向回死，倒车上路，在一个似乎不可能调头的地方，三下五除二，硬是把“大解放”调过头来。
我们看车子已经调转车头，便迅速返回公路上，车子一边慢速行驶，我们一边往车上爬，一个拉一个，清点人数到齐后，老朱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全速回撤。此时，对方约一个连的援军己经赶到，叽里呱啦的喊着，眼巴巴的看着我们消失在薄雾里，好险啊! 此时，我们才发现车厢板上一大滩血迹，营部通信员张建钢倒在血泊中，早已昏迷不省。卫生员检查一看，张建钢背部中弹，失血过多，属于重伤员，情况万分危急。我们一撤到后方，营部立即用北京213吉普车将他送往143战地医院，战地医院紧急消毒包扎止血后，又动用直升飞机将他转送至原昆明军区总医院手术，这才从死神手中硬是把张建钢抢了回来。张建钢是陕西西安人，干部子弟，身高马大，所以目标也大，对方袭击我们车辆时，不幸中弹，倒在车厢里。 介于老朱临危不惧，沉着操作，成功调转车头，把我们二十多个人安全带回，连队党支部当即决定批准老朱火线入党，连长同时宣布老朱火线荣立三等战功。这个平时表现平平的家伙，竟然成为我们连队第一个立功的人。 这场遭遇战，让我们每个人都与死神过了一次招。好在连长指挥有方，好在老朱技术超棒，也万幸对方只有一个班，心有余而力不足，否则…… 作家孙仁寿先生曾经说过：“所有遭遇的挫折，悉数身处的逆境，都是生活最恰好的老师，给予生命最珍贵的教诲，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修行道场，赐予心性最难得的启迪，应是好事而非坏事”。一场难忘的遭遇战，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一道别样的风景。经历过生死大考的人，一般都比较豁达开朗，不畏雨雪风霜，何惧世事无常?事易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自逍遥。和平年代人生旅途上那些坎坷曲折，那些艰难困苦，都如同一粒尘埃，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