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可谓是九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通讯联络的方式了。一般都用于重要、重大的事件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般的联系大都采用的是书信和电话，只有在重大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才会发送电报。
儿时我们村上四个小队上百户人家，几年也听不到有谁家有电报的。只知道一些有外地生活居住的家眷、亲属家里有了紧急突发事情才会发送或收到电报。而且发送电报可真的要咬文嚼字、惜字如金，因为那时发送电报非常贵，一个字要几毛钱，而且连标点符号也要算。如果不是逐字逐句的斟酌，发一封电报也许就要十几甚至是几十元。而那时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40元。所以，一般单位和家庭发送电报都会找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事先写好，再到自然镇或公社里的邮电局去发电报。记得电报还分普通电报和加急电报，而电报是按字数、距离和普通还是加急计费的。
1979年9月，我的三哥阿四考上了常州无线工业学校。父亲从石桥镇的轮船码头把他送到苏州，又乘火车把哥哥送到了常州。父亲从常州回来淋到了雨，之后一厥不振，他先是到他负责施工的苏州塑料研究所(我们村里为塑料研究所常年派出负责修修补补的木工泥水匠小工等)旁边的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胃炎，给他吃了不少的胃药。后来他在城里实在撑不住了，就回到家里。父亲让我去邻村请当赤脚医生的二舅来家里，二舅让父亲躺下后在腹部一摸，二舅的脚脸色当场就变了。第二天他陪父亲去城里的医院检查，确定父亲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经腹水是晚期。
我给在常州读书的哥哥写信，哥哥马上利用星期天回到家里。父亲说你读书要紧，第二天就让哥哥回学校去读书。哥哥离家没几天，父亲就在剧烈的病痛中去世了。
家里人让我去公社邮局发电报，电文是：“父亡速归”四个字。
哥哥收到电报当天就赶回苏州，因为天色已晚，开往乡下的班车没有了。哥哥只能先来到位于苏州凤凰街定慧寺的塑料研究所，找到村里父亲负责管理的民工宿舍求助。村上的伯伯叔叔劝哥哥先在定慧寺住下，待第二天天亮了再往家里赶。
哥哥忍着巨大的悲恸，决计要连夜徒步40多公里往家里赶。于是他们只好让哥哥把上学时父亲送给他的“中山”牌手表、一支钢笔、和几元钱寄放在他们那里后，才放他出城回家(父亲那时给哥哥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元)。至于为什么要让哥哥把财物留下，因为那时苏州到我们北桥途中要经过里口大湾上，历史上这里一直有“扒猪猡〞出现。所谓“扒猪猡”就是抢劫人的钱物甚至身上穿戴的好的衣服。哥哥头顶星星，摸黑连夜赶到家里，已经是要临近天亮了……
1981年底，我当兵参军，三个月后下到连队，就被领导发现安排到营部任文书、通信员。一个营老兵新兵一百多号人来自天南海北，每天都有各种书信往来不说，收到的电报也是隔三差五的有很多。电报是密封的，必须由收报人拆封。但很多干部战士拿到电报后，先是找领导汇报或是请假，然后找我开“通行证”。通行证上必须写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日从哪里出发，途经哪里去哪里?是否携带枪支等。
当然这些稀奇百怪、花样百出电报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领导心里大都明了清楚。
有的是家里真的出现了不幸和大事，有的是想家或者回家相亲找对象等，为了搪塞领导才让家里发来了电报的。因为收到电报一般都是有大事件发生了，手里拿份电报找领导请假，领导不同意不批假就有点不通人情、不讲情面了。
1986年初春，因到江苏江阴拍摄军地两用人才，我顺道回到苏州。在镇上社办企业铜材厂当书记的堂叔毛根仙用厂里的卡车(那时全镇只有3辆)把我拉到厂里转了又转，他说你在部队干得不错，要是能提干就留在部队，提不了干就到我厂里当秘书或者我把你介绍到乡里去工作。我听了信心满怀，十分兴奋。就在我返回部队的第三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叔弟双亡，速回!”
于是，我也是连夜乘坐了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换乘到苏州，又从苏州改乘公共汽车回到村上，见堂叔家楼房的正间墙上一左一右放着二只骨灰盒。左边放着的是堂叔骨灰，右边放着的是堂叔儿子大弟的骨灰，我心如刀绞，万般痛苦，因为我在家里的一座伟岸的靠山没有了!今后的路更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努力认真地去走!只有这样自己未来的人生才有可能改变，才有可能通达，才有可能灿烂和光明……
光阴迅速，时过境迁，现在我已退休一年多了，现在通讯也发达了，手机人人一部，连老人和孩童都会用手机打电话发朋友圈了。说起“电报”二字我们似乎也很陌生也很遥远了。年轻人对于电报为何物兴许真的是不知道不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