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女儿将要返校，可我还未能抽空回家去看她。女儿打电话给我，不无嗔怪地说：“老爸，你就那么忙啊，半年没见面，你也不回来看看女儿，暑假快结束，我马上要回北京了。听说你去三明两个月了，还没回过家，妈妈也念叨你了。”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真没有空。
自六月中旬来三明，先是抗洪救灾、查勘理赔，后是跑基层，了解情况，抓班子、队伍建设，抓业务发展，就没有回过家。正想着也该抽空回去看看女儿，想不到的事情又突然冒了出来，还是走不开。
“笃笃笃”，又重又急的敲门声。
晚上九点多了，计财科李爱萍科长急促地敲开了我的房门，脸上神情凝重地说：“陈经理，我刚才接到建宁公司李克宜经理妻子的电话，今天上午县检察院传讯了李，到现在还没回家，不知道什么事，她妻子很着急也很紧张，在电话上就哭起来了，要我们帮她，救救老李。她说跟你不熟，不敢给你打电话。”
“她还说什么?”我问。
“她后来一直哭，只是央求我们帮帮她家老李。”
“这样吧，再来电话，你好好安慰她，能帮的我们都会帮。”她或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心里有点数。两天前，李经理和业务股长就被检察院传唤了，建宁公司虽然没有正式报告此事，但消息传到我耳朵里了，当即我给老李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一会儿，老李打来电话：“陈经理，你找我?”
“对，听说今天检察院找你过去，什么事?”我问。
“没什么大事。”他用很轻松的口吻回答我。
“那为什么传唤你啊?”我追问。
“问了一下那部车的事。”
“什么车?”
“蓝鸟。”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别叫我挤牙膏了，你好好把事情讲清楚。”
他这才把事情的原委始末给我讲了一遍，原来业务股长张文继借口保费任务重，没有交通工具影响了业务的拓展，要求老李给解决一部车子。于是从县机关的汽修厂购得一辆部队退役的老式“蓝鸟”小轿车，无牌无照，经修理后给了张文继用，张早晚就开着这辆车进进出出。
“老李，赶紧把张文继的车收回，你们可不要惹祸。”我不放心，在电话上提醒李经理。
“不会的，陈经理，你放心，没有事啊。检察院的人还跟我开玩笑，说车子借给他们用用。”我们的李经理说得越是轻松，我就越是不放心。因为小张天天开着蓝鸟小轿车招摇过市，公司内外有人看不惯，早就一纸告到县检察院去了。如我所说，他们果然惹祸了。
离我的提醒仅仅两天，李经理再被传讯，晚上九点多还没回家。李妻哭哭啼啼，央求“救救老李”，正为此事。
我给张文继打电话了解两天前被传讯的情况。与老李的轻松口吻迥然不同，小张感觉事态严重，有点惶恐不安。他说他很关心这件事，但听不到一点消息，自己正在家里发呆，不知如何是好。我要求他“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我报告”。第二天晚上，我在毛副市长欢送刘金洪的晚宴接近尾声时，接到小张的电话，他声音急促：“陈经理，我有重要事情报告”。
“你讲吧。”我离席走到窗前，此处信号强又没人。
“陈经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检察院问什么，李经理就答什么，不问的他也讲了，不单是汽车，还有小金库，他也招了，什么都供了，他把保险公司给卖光了。”他先是向我告了他的经理一状，接着又说：“陈经理，明天检察院很可能再来传讯我，如果问到小金库的开支，年节给有关人员送礼这些事情，你看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呢?陈经理，这事你可要给我拿个主意。”张在电话上表现得神情紧张、忧心忡忡，很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对付检察院的明确指示。
然而我不能，决不能。一是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买“蓝鸟”车的细节和资金的来源，更不了解小金库的收支情况。二是小张显然不敢也不想如实交代问题，而是想问我讨要一柄尚方宝剑，来对付检察院的传讯和调查，这是他的精明和“狡猾”。我作为市公司的领导，怎么能教唆他来对付检察机关，他怎么讲是他个人的事，我开口教唆他怎么对付检察机关就成了公司行为，“罪加一等”。我冷静、郑重地对他说：“你也是个老同志，是共产党员，你又是重要当事人，你很了解情况，也懂得党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该说的你就说，如实地说，不该说的话你就别乱说了。”我只能对他原则性的讲这些。
“哎呀，陈经理，那我就难办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他很失望。
“就这样吧，有新情况再给我打电话”。
“好吧。”张无可奈何地挂了电话。
欢送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回到办公室，继下午的汇报再次给省公司作了事态发展情况的报告。
更深夜静，万籁俱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轻微的“滴答”声，我闭上眼趴在桌上，正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做好危机公关。突然，我的“大哥大”和办公桌上的电话先后响起，给我报告了同一件事情：李克宜晚上十点多已经回家了。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仍然没有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