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我们村子里的学校度过的。
每天早晨，邻里四、五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正好同一个班，大家挨门挨户吆喝着同学的乳名，一路喊将过去。放学后，大家排着队，男孩背着书包嘻嘻哈哈笑着，女孩踢着石子叽叽喳喳吵着，雀跃着洒下一路的欢笑。起风时随风旋转，下雪时随雪花飞舞。小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不间断地往来穿梭，在不知不觉中，把故乡的红砖灰瓦、草木枯荣、人情冷暖尽收眼底。
学校主要开设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我们的老师大多也只有小学文化，他们不当农民了，洗脚上田，到村办小学来教我们。班主任曹老师就是他们的代表，她连普通话都不会讲，汉语拚音更是不懂，那些年，曹老师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有点印象的是，她总是认真负责地管着我们的午睡，谁要是不老实，就会被罚出去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站着。
我的小学正赶上“文革”的尾巴，游行、唱样板戏、运动一茬接一茬。我刚上学不久，有一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同桌的高以莫须有的名目向曹老师举报，说我讲反动话。曹老师便立马告诉她那当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诱，几个和我一同长大的同学加小伙伴又证明我的“一惯反动”，我六岁半就成了喊反动口号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我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于是，我的勇气，在成长的路途上，就像气门嘴出了毛病的轮胎，一点点地泄光了。从此，在同学们面前，我见人矮三分。渐渐地，让我产生了一种对人们的恐惧，仿佛有人撕掉了我心上的皮，所以对任何屈辱和痛苦，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我的心都变得极端敏感。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喜好“文字狱”的曹老师调回了老家八百弓公社，班主任换成了与我同生产队的周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周老师多才多艺，画画的漂亮，字也写得特别好;他讲课生动活泼，教学严谨认真。而且，他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帮我批改过的一些作文，他还曾把我的作文《春天》推荐到公社中学去当范文。
在教室里，我是一名怀疑自己的少年。有一次，老师指着一道算术题问道：“谁会做这道题?”我想到了答案，但是，在我准备举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九满，你就算了吧，听老师说答案好了。如果你答错了，同学们会嘲笑你的。”于是，我快速地将手缩回课桌上。老师看到我在犹豫，便高兴地问我：“九满，你知道吗?”老师那双雪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渴望从我的口中说出他想听到的答案，而我却让他失望地走开了。在老师公布正确答案后，我无语，我的答案是正确的!
那时候，我们学习文化的时间不多，参加劳动的时间却不少。放学后，要给生产队看牛，给家里的猪们找粮食，从初春到深秋，地里有草的季节，每天早晨、下午放学后，我都要背着挎筐到地里割草。时至今日，对于草，我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怀，看到长势茂盛的草都会喜不自禁，信手拔一束捏在手里摆弄，感慨：唉!小时候给我这么一片草多好!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也感觉矮了一截，当我欲与一些家庭成份好的同学交往时，迎接我的是鄙夷的目光，让我感受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那种步步紧逼的孤独、恐惧和疼痛，比刀子更深入骨髓，比绝望更逼人沉沦，这也渐渐养成了我孤僻沉默的性格。
迅哥儿说的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上小学三年级时，因为一件小事，我跟同学王国华大打出手，他个子高力气大，时常侮辱人，他给我一拳，我火冒三丈，扑上去就和他干了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打我十拳，我总要打你一两拳吧，让你这兔崽子也感受感受挨打的滋味!所以，这场架一直打到上课铃响才收场，结果是两败俱伤。
当然，屋后的藕池河对我倒是始终不离不弃，让它渐渐地成了我的至爱。放学后，我时常光着腚一个人去河里游一阵，满足一种自由、贪玩、调皮带来的欢乐，要么拍水成瀑、成浪、成花，把静静的藕池河搅得惴惴不安，要么舒舒服服地呆在水里，任时光漫悠悠地流过去，没有一丝回家的意愿……
有一回，我刚下到藕池河里游泳，校长猛然而至，他以极利索快捷的手法把我的衣服一件不留地捡起扬长而去。我被唬得无能为力，紧张得拼命往岸边游。后来，迎接我的便是批评、写检讨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因写检讨书的锻炼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以至于我的语文老师夸我“天生的表达能力强”。唉!检讨书这东西，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小学时光，这是我一生中对自然和人生感悟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我的低调和朦胧的人生观念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