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从居住多年的多层楼房住宅中搬出，入住高层楼房新居。
在搬家时，有位废品回收者跟着再三要买我的缝纫机。从给150元升到180元。后来我说多少钱都不卖。那人才怏怏离去。
这台缝纫机，虽然被我用了几十年，但它的性能仍然很好，轻灵流畅，顺滑耐用。无论是薄如蝉翼的丝绸还是厚重的帆布，甚至扎鞋帮，它都不在话下、吃得消。
我平时注意对它的保养，定期给每个油孔注入专用机油。常用粗壮的鹅羽，剔净送布牙缝中的污垢，滴上机油。所以多年以来，除了更换几次皮带，没在它身上操过更多的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姐姐响应国家号召下放来家务农。姐夫给她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让她农闲时给村民加工衣服，挣点收入补贴家用。她开始只缝便装短裤。缝一条收5分钱手工费。
姐姐开始使用缝纫机时，拜师无门，全靠自己摸索着做;使用不够熟习。有一次出现了故障：就是转不动了。宝贝一样，也不敢硬来。只好请人抬到几里远的集镇上请人修理。
镇上的裁缝师傅一看，原来是操作不熟练，导致皮带轮倒转，被绞断的小线头卡住了。取出梭套，把绞断的小线头拿掉就好了。
上世纪末的二三十年间，若想购一台缝纫机，就如本世纪购房差不多困难。当时不光要有钱，还要有缝纫机供应票才可以买到。
1974年，先生向唐佩芬老师借了80元现金;向学院工会互助会借20元;我又从我的单位财会科借10元;终于凑够120元。托我姐夫在老家颍上县夏桥供销社，想方设法托关系弄到一张票，购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
当时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叫“商品回流”，就是在城市或产地，买不到的一些紧缺“高档”物品，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在县城或集镇，虽然也是凭票供应，但是可以托熟人开后门买得到。
买到缝纫机后，有一天县里有一辆救护车送一位病人到蚌埠医学院附院复查。姐夫就安排我父亲，带上缝纫机，搭乘这辆便车把缝纫机送到蚌埠。
一路上父亲紧紧抱着那个装着沉重缝纫机头的纸箱，他生怕颠坏，像宝贝一样不敢放手。几百里路，一动不敢动弹地抱着坐着。等到了蚌埠，双腿麻木站不起，腰痛得也直不了。他本来就有腰伤，在别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缝纫机送到我家。我请一位专业师傅帮助安装调试后，这台上海牌缝纫机非常好用，十分顺手。
唐佩芬教授还亲自为这台缝纫机精心勾制一幅带孔雀花纹的白色的护套。
1976年，安徽商学院的医务室吕介珍医生，得知我买到了缝纫机，再三让我设法给她搞一台缝纫机票。她的弟弟，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彩礼中必须有三大件。就缺一台缝纫机了，凑不齐三大件就不结婚。她十分着急，让我无论如何在我的工作单位想想办法。
受人之托，我就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向厂办公室主任说了自己想要一台缝纫机票。未料主任立即爽快答应了。他说只要厂里分到缝纫机票，一定给我。因为从我进厂后，多年来什么票都没要过。那时厂里每季度都可按计划分配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供应票。
我为了不让吕医生着急，就对她讲了厂里应允给票的情况。不料吕医生迫不及待，也可能怕夜长梦多，就说：“老家里实在等不及了，你就把你家这台旧的给我应急吧。”我打心眼里不舍得这个我日思夜想多年才买来、已陪我两年的缝纫机。也是当时家里较值钱的固定资产。
她再三央求，为解燃眉之急，情愿原价要旧的。把我用了两年的缝纫机抬去了。由于我使用仔细、保养用心，虽然已经用了两年，她看后还连声说：“这不跟新的一样吗!”
不久后，厂里分给我一张蝴蝶牌缝纫机票。这台缝纫机，一直十分好用。近些来年，它已“退休”，在电脑台边陪着我。我舍不得把它“断舍离”。
2003年，我国经济情况转好。水涨船高，我的手头也较宽裕了，给老家的弟媳几百元钱，让她买一台缝纫机，以免常到邻居家蹭用。她在老家集镇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买后根本不能用，怎么修也修不好，退也退不掉。后来，我在《安徽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在皖北销售的飞人牌缝纫机，全是冒牌货。据说销路还不错，虽然不能用，但是它可成“三大件”的应急摆设。
此后，定亲彩礼升级为“三转一响一咔嚓”了。为防上当，手表要上海牌的;自行车要永久牌或飞鸽牌的;缝纫机要蝴蝶牌、蜜蜂牌、上海牌的;其它品牌的宁缺毋滥。
1963年,我考进安财大读书时，在一位师母家，看见一台电动缝纫机。接上电源即可使用，非常灵巧方便。其收纳盒只有医用的小药箱那么大。师母说缝纫机在日本是家庭寻常用具。
师母夫妇俩都是解放前的留日学生。她是东京帝国大学家政系本科毕业;家政系学的课程有育婴、幼教、保洁、护理、缝纫、烹饪、食品、营养、社交、礼仪、修身等。她本是商学院的职工，于五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辞职当家庭主妇。
现今，家用缝纫机，不再是一机难求了。我国的主妇们从传统的针线家务活中，彻底解放出来了。家用缝纫机无论是大的、小的;脚踏的、手摇的、电动的;刺绣的、锁边的……都进历史博物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