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腊月十八的晌午时分，我出生在舒城县石岗公社石岗大队小李庄的一个穷苦人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爷爷曾居住的老屋后的丰乐河年年溃堤、洪涝灾害频繁。有一年，百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庄稼被淹，房倒屋塌，爷爷带着全家从谢河大队双合庄迁到现在的李庄落户，从此，靠着日劳而作的耕种生存下来。
父亲高小毕业后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母亲参加队里生产挣工分。刚满月的我就被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小姨和舅舅负责接送我早出晚归，直到十三岁那年才回到母亲身边。
我三岁那年，大妹出生。因为家里一贫如洗，穷得揭不开锅，父母经常为琐事争吵，常闹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父亲瞒着母亲报名当了兵。
就这样，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家，离开爷爷奶奶和他的兄弟们，离开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来到千里之外的山西宁武，把家庭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瘦弱的肩上。
从此，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艰难地生活着。
记忆中，母亲是个性格倔强、干事爱较劲的农家妇女。外公外婆一生重男轻女。母亲虽是家中长女，当双胞胎舅舅出生后，外公外婆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舅舅们身上，母亲未读完一年级就被迫缀学，在家里帮着看护两个弟弟。
十七岁那年，母亲嫁给父亲，从一个穷家走进另一个更为贫困的家庭。
据说，父母结婚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没有像样的婚礼。父亲虽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也是靠工分吃饭。爷爷奶奶生了他和兄弟姐姐五人，能让吃饱饭就不错了。因家境贫寒，父亲唯一的姐姐从小就被送到姑奶奶家当了童养媳。
父亲当兵后，母亲独自承担着家庭和养育两个孩子的重担，柔弱的双肩在风雨飘摇中承担着过重的责任。
十三岁那年春节，我从外公外婆家回到母亲身边，父亲也从部队回来探亲，一家人终于团聚。但从父母喜悦的神情中，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要接母亲到部队，母亲要随军了。
节后，家里开始翻天覆地的大动作：粮食被叔叔挑到粮站换成粮票，母亲的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被打成包送到车站，父亲忙着到大队、公社开证明办理随军手续。一切都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序地进行着，我却仍然向往常一样，天天按时上学放学一条线。
很快，父亲归队的日子到了。
那天，父亲早早起床，穿上一身崭新的军装，十分威武帅气。母亲也穿上一身新衣服，跟着父亲和亲友们打招呼告别，这是我看到的母亲几年来穿的最整洁、最漂亮的一身衣服。
见我早早醒来，父亲摸着我的头对我嘱咐了几句，意思大概是爸爸要带妈妈到部队上班，你和大妹在家，等把妈妈安排好了再回来接你们。我站在大门旁，眼里噙着泪，点头答应了。
父亲带着母亲到部队去了，我在家带着十岁的大妹住在父亲之前盖好的瓦屋房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弹指一挥间，三年虽短暂，却是我漫长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最刻骨铭心的岁月。
父亲带母亲去部队那年，我刚满十三岁、大妹十岁，从未离开母亲的我俩从此相依为命、相伴生活，在孤独、寂寞和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度过。
大妹从小就能吃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顿顿饭由她来做，我只能帮她打下手。每天早起，淘上一把米，用捡拾的干柴、稻草和树叶烧火做饭。
熬稀饭不放碱不香。有一次，我听大人们说用稻草灰放到锅里熬粥香。我告诉大妹，大妹也不知对不对，连着几个早上都抓把稻草灰撒进锅里，结果熬的粥黑稠稠的，后被邻居大妈发现，大妹为此十分害怕，连哭了好几回。
最让我和大妹糟心的是吃水。平时三叔四叔帮我俩挑挑水，农活忙时也顾不了，我和大妹只好两个人抬水回来吃。
小时候，我俩个头都不高，要费吃奶的劲才能将水桶从池塘里拖上来，再用扁担晃晃悠悠地抬回到两里外的家里，剩下的水也就成半桶了。
人小力气也小，舀不到水塘中间的清水，我俩只能在池塘边上舀来一些水，有时浑浊不堪。倒进水缸后，就用明矾，顺着水缸不停地搅动，直到水缸里的水清澈见底。
为哪头重哪头轻，有时我俩还要吵起来。难怪，那时大妹毕竟年龄小，岂能承受百把十斤的，我虽是哥哥，但也未长成人，还就是个孩子，同样也承载不了那份重担。
现在每当看到个头矮小的大妹时，我这个当哥的从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歉意和愧疚。
春暖花开，又是一年春。最辛苦的要数春天的插秧苗了。
母亲随军走后，我和大妹仍留在农村生活。大队为照顾军属子女，特意给我俩保留了一亩多庄稼地。每年，就靠这一亩三分地种稻子来解决吃饭问题。
地靠叔叔俩帮我犁，秧苗靠舅舅家提供。春耕期间，家家户户都忙，叔叔舅舅也一样。插秧苗就只能靠我俩自己了。
第一次下地插秧，天还未亮，我俩就兴奋得起床、早早吃完饭，下地里去。妹妹帮着散秧苗，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分开两条腿，弓着腰，把秧苗对准前面的秧苗，一棵一棵插到田里去。不一会儿，我插的一块地就成了一小片“草原”，在风中摇摇拽拽，仿佛亭亭玉立的美女。
刚开始感觉蛮好玩的，插的时间一长，腰就直不起来，像快要断了似的。好不容易直起来，再蹲下去，腰也疼，腿也疼，恨不得倒下去。我才恍然大悟，这干农活有多累呀!
一天的时间，总算把秧苗栽下去了。晚上回到家，我的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
不久，父亲回来看望我并接大妹到部队。
当我再次见到父亲时，那种陌生感让我不敢相认。父亲拿出一个红红的大苹果让我吃，我拿着苹果，呆呆地望着他，也不敢吃，也不知道怎么吃，攥在手里左看看右瞧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苹果。
以后，每次见到苹果，我就想起那个酸酸甜甜的烟台大苹果。
父亲在家没待几日，就领着大妹回部队了。父亲在县汽车站旁拦了一辆过路军车带着妹妹离开的。父亲上车后，我跟着三叔四叔往回走。
路上，我的脚步十分沉重，有种说不出的别离滋味，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和大妹朝夕相处两年多，尽管有时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不顺心时也在她头上撒撒气，如今真的离开了我，顿时心里感觉失落、空荡。
不久，好心的左邻右舍在我面前提起，说我的户口还在村里，父母把你丢在农村，你以后还是农村人，也就是说父母不打算要我了。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传闻我并不轻信，总盼望着父母会要我的，有一天也会带我进城。时间长传闻多了，越来越感觉就是真的，为此，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好几回，心想这辈子父母不要我，我只有待在农村的命，混一天算一天吧。
失去父母的约束管教，我开始自暴自弃，跟着社会上一群狐朋狗友扒拖拉机到城里看电影。学校里几乎照不着我的面，除班主任赵老师的语文课外，其他老师的课我是很少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绩直线下降，学习越来越糟。
初三那年，我因基础差、底子薄，又经常和同学打架，成绩在班上一直“垫底”，老师对我也失去信心。那年中考，我考了个全班倒数，数理化门门不及格，化学仅考了3分，气得老师差点把教室的桌子都砸了。
二舅担心我别出意外，和小姨夫商量，小姨夫有个同宗同族的兄弟在城北中学当校长，并托他将我转到了舒城城北中学。
在城北中学，二舅把我放在身边，住在公社电影院的楼上。电影院天天晚上放电影，我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写作业，成绩仍然没有提升。
在城中最后学期快结束时，家中传来噩耗，爷爷因脑溢血去世，让我赶紧回家送葬。从学校赶回去，爷爷已经躺进灵柩。
爷爷过世第三天，父亲从部队回来了。安葬爷爷后，在与亲友们聊叙中，父亲得知我的变化后十分气愤也非常后悔，决定将我带到部队去。
那几年，社会秩序混乱，很多学生受影响，穿着喇叭裤，披着长肩发，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甚至还当起“土痞子”危害一方。
亲友们怕我学坏了，纷纷劝父亲把我带走，父亲也感到事态严重，在料理完丧事后，匆匆带着我离开老家、离开学校、离开小李庄，来到“黄沙漫漫遮云天”的塞北——宁武关。
从此，我离别小村庄，离开我的亲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山西生活了十四载。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回首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