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初，我跟省公司老总去莆田考核班子。
一天晚上，她的秘书兼司机的小谢去看歌舞剧了，我陪她在酒店的房间坐着，一边剥食一种被称作“白蜜”的好吃的枇杷，一边聊起了三明公司的班子，说老刘交流多年，该让他回龙岩了，问我谁适合去接替他。于是我把机关的处长和地市公司的经、副理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荐了几个人选，她没有一个满意的，一个个否了，说这个人那方面欠缺，那个人这方面不行。我感觉奇怪，明明在莆田考核班子，不跟我议论这里的干部情况，为啥拼命跟我扯三明呢。
不久，谢秘书回来了，我们就中断了三明谁去接班的话题。
进入五月，三明地区所辖十二个县市，突降特大、持续性暴雨，整整三天四夜，连续下了八十多个小时，普遍降雨200毫米以上，宁化、清流超过400毫米。全市三条主要河流沙溪、金溪、尤溪的水位均超警戒，洪水狼奔豕突闯进城关、乡村、淹没街道、农田……这场被称之为“5.2”洪水的大灾，是1800年以来两百多年一遇的最大洪水灾害，田野一片汪洋，城区成了威尼斯“水城”。我从市政府拍摄的内部资料片看到了洪水吞噬道路、农田、民房，卷走猪牛羊、***鸭鹅那惨不忍睹的情景。洪水过后，一片狼藉，全市社会经济损失达51.6亿，***亡110人，2000多人受伤，1000多辆汽车受损。三明市保险公司的员工全员出动，日夜查勘、理赔都忙不过来，省公司从临近地市抽调了大批骨干支援，老总刚从莆田考核班子回来，在这最紧张的时候，率队亲临三明水灾第一线，了解灾情，看望职工，指挥保险理赔工作，一直忙到月底才回到省公司机关。
六月上旬的一天，老总突然来到人事处，坐在我们三个处长的办公室里，她关上门先给老朱谈话，不一会朱处长满脸不高兴地出来，我心里明白，她到站了，准是要她下了。接着就叫我进去，我走进房间，屁股刚落座，她就对我说：“你也知道，老刘交流到三明好几年了，党组决定他回龙岩，让你去三明接替他。”老总开门见山。
“去三明，我能干什么?”
“干副经理，主持工作。”老总还以为我问的是给我“干什么”职务，就这么回答我。
干副经理?!
在许多人看来，老朱退休，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论，按常理我接任处长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知道，觊觎人事处长位子的大有人在，个别人为此还做足了功夫。所以老朱还没退，就有人竟敢在外面***下以人事处长自居。我向来不善“功夫”，无意“功夫”竞争，也就意味着我无缘于此位子，对离开人事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有准备的是，我这个从部队任正处级算起已有十二年个头且一直努力工作的人，竟会叫我副处级离开人事处。
如此不公正，不是脑残，都会有想法。我听罢尽管心中一惊，但还是尽力控制住自己情绪，掩饰住内心的愤怒，用还算平静的语气说：“老总，我不去。”
但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老总的意料。
她先是不解地轻声问我:“嗯，你还不去?”让我去当一方诸侯，尽管是个副的，在她看来或许原本还以为是很重用了，我该感恩戴德、立马称谢才是，她怎么也没想到我竟会说“不去”。
“嗯，我不去!”我再次肯定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她好奇且大声地问我。
“不想去，我没有那个本事。公司在你的英明领导下，人才济济，那么多的处长、副处长，你随便派一个去就可以了，干吗非要叫我去呢?我家里有困难，男孩子读高二，马上要考大学了，正在关键时候，没有我管不行，耽误不起，所以我不去。”我生硬的话语里带有不满情绪和嘲讽。
这下把老板惹火了，她一向性格直爽脾气急躁，语气立马严肃起来，音调也提高了八度：“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这是公司党组的决定，我工作都做好了。你愿意去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你必须去。”老总居然一巴掌落在茶几上。
工作都做好了，这话啥意思?!
一个“都”字，说明她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唯独我的工作可以不做?!
企图以势压人，拿党组的决定来压我接受这个不公正的职务安排，我是不会买账的。见她对我近乎拍茶几，我心中的怒气，关不上阀门，喷射而出，我的情绪顿时失去了控制，也一巴掌重重落在了面前的茶几上，厉声说：“我就不去，你另请高明!”说完我“倏”地站起身来，想甩门而出。但冷静一想，这样不妥，就又坐下了。
谈话陷入僵局，谁也不说话了，室内空气一时凝固。
今天他是怎么啦?!陈总一定大为吃惊，因为平素我给人以性格温、有修养的印象。我自己也惊讶了，对一个控制着自己“仕途”发展大权的上司，竟敢如此冲撞，在我也是破天荒的事。不过，我一向努力工作，被如此不公正对待，也是头一回。
据处里的同志后来讲，他们在大厅里听到我拍了茶几，都吓慌了神，说：“不得了，陈处跟老板干起来了。”他们有如此反应不奇怪，当时，老总顶着“女强人”和“三八红旗手”的桂冠，加上她在公司里无人能及的社交能力，在社会上的声誉如日中天，在公司有着女神般的地位，谁敢冒犯冲撞神祇?!
过了一会儿，还是老总帅先打破了僵局，她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说：“有困难，你可以讲呀!”
我家里的确有困难，但也并非不能克服。我刻意强调困难，原本是想找个借口。既然老板这么说，我就把我妻子在梅峰宾馆开小车，下班无定时，家中没个人，孩子回家连饭都没得吃的困难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老总问。
“我怕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干不了。”我再找借口。
“怎么干不了?!”陈总的反问，当然是否定之否定的意思。
她既然这么说，我便借由她对我的反问去反问她：“陈总，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我去三明挑担子了，那么你是觉得我行呢，还是不行呢?大家都知道，你陈总是个干事业、做大事的人，如果觉得我不行，恐怕你也不会叫我去。如果觉得我行，又为什么要叫我副职去那里主持工作?说句实话我并不稀罕你给不给我正职，但是我副职下去，别人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可能加剧班子的内耗。那里的情况你也清楚，会增加我管理的难度，不利于 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对公司业务发展很不利。我不明白，既然叫我到那里去，为什么不能给我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当然啦，不恢复我的正处职务，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做得很不公正......”
这后半句话老板不爱听，她当即打断我的话问：“我怎么不公正?”
“公司里正团职的军转干部，比我早进公司的恢复正处了，比我晚进公司的，你也给他们恢复正处职务了。唯独我这个担任正团职务时间最长的转业干部，还不能恢复正处的职务，这是为什么，你能给出一个叫我听了心悦诚服的理由吗?老总你也知道，习惯上的做法，组织、人事部门出去的干部，只要不犯错误，哪一个不是干个三、两年，就提拔出去?我来公司五年了，在人事也三年多了，恢复我的正处职务，就这么难吗?你真的觉得让我副职去三明公司主持工作，对我是公正、公平的吗?对我去那里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吗?”
我的几个问题，把老板问住了，她猝不及防，一下不好回答我。
老总楞在那儿，一时没有话说。我就抓住机会，来了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是我资历不够吗?告诉你吧，我是1981年的副处，1983年的正处，我任正处的资历已经12年了。这些在我的档案里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也许 你工作太忙，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档案材料，不了解这个情况。”我的老板1949年参加革命，是南下服务团的老干部，她资历虽老，但担任副处级职务的时间并不长，她是1980年才担任副处职务的。
“是我工作能力不行吗?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工作能力决不在多数地市级公司经理之下，也不在机关多数的处长之下。相信公司党组、老总你也是认可我的工作能力的，要不也不会想到要把三明公司这付担子交给我。”
“是我表现不好吗?别的不说，就说我前年妻子腰椎间盘突出，她看病、在家躺床铺三个多月要伺候，我两个孩子读书、女儿那年参加高考，家里的事，把我忙得焦头烂额，可我没有请假耽误过一天工作，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不管是岗位职责里的事，还是领导交给我的临时性工作，我都圆满完成任务。”
我的自问自答，就像一串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放了出去。
老总在静听，也在思考。见我不说话了，她侧过头来对我说：“好吧，下午就考核，看看能不能通得过。”她这样说，是自己在找台阶下了，而不是真怕我考核通不过。我心想，只要你考核，不可能不通过，我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印象还是有自信的。
老板说话算数，下午果真马上考核，一考核就顺利通过了。
平心而论，这个领导平时虽然“霸气”些，她还是大度的、讲理的、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我这样冲撞，她并不计较，听完我的陈述，她大概觉得不无道理，便修正了自己原先的想法，立马考核我。换个小心眼的领导是做不到的，不给我小鞋穿就不错了。这个老革命、老党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考虑和处理问题，我佩服她、也敬重她。
“考核通过了，你去吧，当经理干正职。”老板对我说。
“老总，你真铁了心硬要叫我去呀?”我问。
“这是党组的决定，可不是儿戏，也不是我要你去。”老总认真地说。
“那我有些困难和要求，请老总帮助解决。”
“你说，家属的事，你有什么考虑?”老总问我。
“如果可能请帮助调到保险公司来，能正常上下班，孩子放学回家有口饭吃。她开车不久，原来是车队的会计，长时间搞财务工作。”我提议并介绍。
“行，我叫人事去办。”老总很干脆。
“机关买了宿舍楼，马上就要分房了，我希望领导照顾一下，让我参与机关分房，我没有房子，现在还住部队营房。再就是我交流三明，只去两年时间，这个问题也请老总在党组会上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
“没了”。
“没有了，那过几天就下命令，你抓紧把手上的工作和家里的事处理一下，听候通知，准备上任去。”老总和我敲定此事，补上了她早该做的工作。我的困难和要求，领导既然悉数予以解决，老总做到这样了，我无话可说。硬顶着不去，我当然知道后果，知道这对老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有理智的人，谁也不***没面子、不愉快、对工作不利的事发生。为事情的圆满解决老板都让步了，我更应该识时务，顾大局，支持她的工作，维护领导的权威和面子。不管老板是出于何种考虑帮我解决困难，我对她都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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