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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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大名宋周祥，过去，汝城人叫祖父为“公公”，叫祖母为“婆”，现代人叫祖父为“爷爷”，祖母为“奶奶”。祖父是一位平易近人和仁慈宽厚的长者，村子里，平辈人都尊称祖父为“钱哥”，晚辈人都亲切地叫他“钱伯”。祖父生于1906年，1986年去世，享年80岁。
祖父一生经历过三个朝代，一生坎坷，可以说，他前半生是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后半辈子过着艰难凄凉的日子，这样先甜后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
祖父出生于汝城县高村村一个较为显赫的大家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祖父在县城的西街开了一间布店，由于经营有方，诚信待人，生意兴隆。祖父成年后，曾祖父把他带到布店，父子俩一起苦心经营着这间布店。布店所赚到的利润又在乡间买田置地，多年下来，在老家置得众多家业，加上原来继承太祖的遗产，曾祖父去世时，已有良田数百亩，正幢数栋。
曾祖父生有五男二女七个儿女，民国时期，儿女们结婚生子，祖孙三代同堂，是一个有二十几口人的大家族。老辈们讲，这个家族和睦相亲，尊老爱幼，家里家外分工明确，现在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很有道理。那时候，作为长子的祖父与曾祖父一起在县城开店经商，老二宋级三生于1910年，三十年代从军入伍离开家乡，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离大陆后到台湾，官至国军少将。1970年退役，1990年去世。那时，娶广东从化林氏女子为妻，为免军队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位叔婆与她的妯娌们一样也长期生活在这小山村里。老三和老五则以农为业，负责在村子里管理着上百亩稻田。老四宋训轮也是一位读书人出身，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在汝城一中教书，直到退休。他多艺多才，他教的语文、地理、历史、美术、音乐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他写得一手好字，他写的仿宋体、楷书和美术体在汝城很有名气，在没有发明电脑刻字以前，汝城描字只有两人，一位是县文化馆的何扬波老师，另一位则是我这位叔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时，县里开大会，那挂在主席台上方横幅上的标准的漂亮的仿宋体大字，基本出自于他的手笔。曾祖父的我叫叔婆的两位女儿，均为大家闺秀，才貌出众，大女儿嫁到土桥刘家岭村一富户人家，二女儿嫁到附城泰来圩陈家一商户，两人夫家土改时划成份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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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汝城县津江村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xj嫁给了祖父，以后她就成了我的祖母。祖母叫朱秀英，当时盛行讲究门当户对，解放后祖母的娘家人也被划为了“dz”成份。祖母是一位非常勤俭持家贤惠能干的女人，解放前，这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长嫂为母，她安排着女眷们家内的事儿有条有理。母亲说过，“过苦日子”时期，食品严重短缺，她得了病，父亲送回去几个鸡蛋，她一个鸡蛋分开二餐吃。祖母于1962年在大饥荒年代之后不久得“肺痨”后病世，这肺炎放在现在很容易治愈的，但在那个年代缺医少药无疑是在等死。我和我的祖母由于没有一起共同生活过，也没有很深的印象，只依依稀稀记得她的些许轮廓，是一位面容慈善，个子中等，服饰朴素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形象。谈到家事往事时，母亲很久前也跟我提起过，祖母安葬那天，6岁的我不知道悲哀，看到鼓乐齐鸣和送葬的人群，面露惊奇，是父亲在我大脚上用力掐了一把，这痛疼，才让我嚎啕大哭。
父亲生前精心保存了二件物品，这两件物品都是当年祖母嫁给祖父时的陪嫁物品，至今已有近一百年历史了。父亲当年外出读书后从老家带走，之后随着父亲走南闯北。一件是一个铜脸盆，我知道，从我出生就一直在使用它，已经磨损得已有裂痕，父亲不忍损坏它，后来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另一件是一个铜座钟，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由香港大东钟表公司生产的一款西洋式座钟，虽然有的零件出了故障，已不能正常走动，那年，有人出500元要买走，被父亲婉言谢绝。这两件物品，见证着祖父祖母那段婚姻，带着我对父亲母亲的温馨回忆，见证着我们这个家庭的世事变迁。父母亲去世后，我把它俩请进了我家，我珍藏着，当成我家的镇宅之宝。
解放的前几年，曾祖父去世了，祖父他们几个兄弟也分家了。作为长子的祖父分到了县城的这间布店，其他几个叔公分到了田土。祖父好赌，古往今来，这也是大多富家子弟的通病和陋习。据老辈讲，祖父上赌场是用箩筐挑着光洋去的，我有点不可信，一担箩筐至少装几千上万大洋，那有这么大的家产，有点夸张。但dubo确实是害了家人，败光了家。几年时间，祖父把这间布店输得精光，祖父只得老老实实地回到高村，靠几亩稻田养家糊口。但也因祸得福，土改划成份时被划为“富农”成份，其他几位叔公则家境殷实，被划为了“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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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祖父一直在农村老家生活，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地挨过不少的批斗，好在祖父为人低调，与世无争，与乡邻们相处很好，也没有经受过多的折磨。祖母去世后，父母亲不让年迈的祖父去出集体工挣工分了，每年为祖父投钱交积累投工分，享受着生产队分配的那点稻谷稻草和农产品。我记得，父母亲曾动过把祖父接来县城养老的念头，无奈当时住房条件的限制，但没有接来，一直留在老家生活。老家那间土改时分走一间厅房和偏房留下的唯一一间老宅，前面是厨房，后面是睡房，每当烧火做饭，烟尘弥漫整个房间，光线不好，通风不良，让人感觉生活在黑暗之中，祖母去世后，祖父孤苦伶仃地在这里生活了24年。
那时候，父亲会每个月给祖父5元钱零花钱，每月发工资前后，祖父会从高村老家步行到县城父母亲家中，吃过中饭后再又步行回高村。祖父爱喝酒，他们七兄妹都喜欢喝酒而且能喝，这也许是家族遗传，前些年，我那七十多岁的嫁到附近泰来圩陈家的姑婆，来我家中，两杯高度白酒照喝不醉。祖父在家里吃饭时，父亲会让他喝上一杯，父亲不会喝酒，我当时也不喝酒，没人陪他，他一个人照喝不误，现在想起他那呡上一口酒，一边fm着他那长长的花白胡须的神态，真是像过瘾。回去时，也会让祖父带几斤“土炮”白烧酒回家。
谈起祖父，祖父的邻居们经常跟我讲起，只要有酒，过路的邻居也会叫进屋里喝上一杯，那怕是村子里一、二角钱一斤的病死的崽猪肉，他也会买些回去当下酒菜。祖父是上过一些年的学堂的，从前，高村这个古村的文风学风甚好，男男女女都说得出些“之、乎、者、也”，酒后，祖父会哼上一段京腔，也会吟出几句小诗，以尽他的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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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小时候我对祖父是没有过深的感情的，反而是有些冷漠和淡薄。因为祖父家庭成份的原因，在那种环境下，他的后代他的子子孙孙多年前曾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生活上工作上受到凌辱和欺负，甚至影响到上学、入团入党、婚姻和就业。我记得，那年我高小毕业，本应继续读初中，那些年没有义务教育，成绩再好，“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很难继续升学，从此，我再也没有跨进初中的校门，13岁便上了东岗岭砍柴，14岁出门做小工。那年我18岁，已到应征入伍的年龄，我报名参军，填好了一张表后，紧接后面可无下文。1976年，我有了求上进之心，向单位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如石沉大海，没有解释和谈话，从此我便彻底死心了，一直到了1992年我担任了县药材公司经理，因为经理和党支部书记要一肩挑，才突击发展我为党员。那年，我谈恋爱了，岳母娘说：孩子很忠厚本份，就是家庭成份太高了。好在后来岳母娘转变了观念，否则这找老婆的事也差一点就泡汤了。现在想起这些往事，只能一笑了之。
只有到了1979年，“五类分子”摘帽了，祖父恢复了公民身份，这也进入了他的晚年，我才开始明白，他毕竟是我的祖父，是我父亲的父亲，血脉相承，血浓于水，我才开始同情怜悯远在老家孤独的祖父，我才能光明正大，昂首挺胸地走进故乡，走进祖父住的那间昏暗的老屋。这时，祖父老了，走不动了，来不了县城拿父亲每月给他的5元零花钱，我会带着妻子从县酒厂买的汝城白酒，带着我专程从土桥闹子买的益将流溪土烟，回去老家，送去儿子孙子对他的温暖和关怀。
祖父到了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二年，他行动更加不便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了，父亲委托老家的叔公叔婆和堂叔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帮他洗衣送饭、送水送汤。1986年那个冬天，是个寒冷的冬天，一位孤寡老人是难以熬过这寒冷的冬天。在那个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堂叔在给祖父送早饭时，推开祖父的房门，祖父已经再也不能应答了，祖父走了，在那个晚上不知哪时哪刻他已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为他送终，他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与亲人见最后一面。
接到电话后，我和父亲立即赶回高村，走进那间老屋，睡在床上的祖父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已经僵硬，他永远地睡着了，谁也喊不醒他，我们跪在床前，默默地向祖父作最后的告别。按照农村的风俗，祖父的遗体由50多岁体弱的父亲颤颤兢兢地背到了祖祠。祖父入敛时，为给祖父“净身”，我提着一个水桶，来到村前的水渠取水，投下几个硬币，乡人说这叫买水。我装满水，站在水渠旁，此刻，我怅然若失，心中徒生悲伤。我环视着这沧桑古村我的故乡，我展望着那冬季里荒凉的原野，我仰望着村庄对面的那座葱茏的紫花山，顿生伤感。人生尚不如一棵草，草枯死后可逢春再发，而人去再也不复返，人生就若此苦短，生死离别，悲欢离合，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在所难免，一代接着一代周而复始，这规律无法改变。 写于2022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