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国耻日，关于九 ·一八事变，历史教科书上已有了很多的记载。我在这里简要说一下九一八事变的来龙去脉。这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抗战史上继法国舰队袭击清朝南洋水师以后的又一奇耻大辱。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七月，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如意算盘，实事求是的说若是站在敌人的角度看，这样的步骤和逻辑是可行的。但日本是个无德的民族，日军是一群变态的魔兽。除了阴谋之外就是冷血。
九·一八事变的缘由是这样的。
为了给武力占领东三省寻找借口，日本可以说是费尽心机。1931年5月，日本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军事间谍，非法进入中国东北边境屯垦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就被东北军屯垦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这件事被称为“中村事件”。
日本得知后是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借口。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1931年7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战争的各种准备。
7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接着，他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直到9月18日事变当天他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数年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当时日本军部对于策划九·一八事变是有顾虑的，是矛盾的，但日本的好战派促成了这件事。
9月中旬，在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饭店”里，一场招待日军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的酒宴正在举行，建川此行是奉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的命令压制关东军的策谋计划，而建川本人是个积极的主战派。此时，策划事变阴谋的另一个主角坂垣征四郎大佐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因为他对挑起与东北军的战争没有太大把握。后来在远东国际法庭回忆陈述说：当时正在作战室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座右铭：“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
关东军原本计划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但建川害怕军部最后收回成命，他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密码电报，谎称“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16日凌晨2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要提前行动，并不完全是因为建川此行导致的。还有就是为防止泄密怕事情再出现意外变故。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好的阴谋，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9月18日夜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同时又命驻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当晚，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7旅，约七千人，这支部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精锐部队。军官大部分来源于东北讲武堂，少数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拔尖的。在北大营的东北角还有一支拥有12辆轻型坦克的坦克队，当时的北大营第七旅可以算得上是东北武装最现代化的一支部队了。
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独立7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没有遇到过任何抵抗就攻入了北大营。
一位北大营士兵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上边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当晚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发展。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啊!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我崇拜张学良将军，并专门两度造访过西安的公馆。我认为他是个民族英雄，是个有正义感的好人。张学良将军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内停战，两党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不曾横刀立马，征战沙场，有过英雄的壮怀激烈，但他做的这件事(西安事变)其功丝毫不亚于与日寇进行一场百万大军级的会战厮杀。
但历史的功是功过是过，就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和不战而弃，我认为当时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当时东北军已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有资料说是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但晚年的张学良否认了这种说法，说蒋介石从未向他下达过不抵抗命令。
退一万步说，就是老蒋真的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命令”，但别忘了当时的情况和今天意义上的解放军是不一样的。东北军是地方军阀派系，非蒋介石一手缔造也非亲自指挥，而且经济上也与蒋介石是不相干的，蒋介石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不了东北军的。所谓的“不抵抗命令”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要抵抗的建议而已。东北军打与不打完全由少帅说了算。蒋介石能独立支配的军队只有他的嫡系部队。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嫡系部队，前方将士坚决要抵抗，后方统帅也是没有办法的，大不了事后斩逆将，因为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还是老蒋根本就指挥不了的地方实力派!当时的少帅张学良若坚持抗战，战到一兵一卒而亡，那也是他个人的光荣，东北军的光荣。九·一八的耻辱和东北的不战而弃，少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九·一八的耻辱和中国人的传统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弱者的一方总想关起门过安稳的小日子，总想以吃点亏来换取对方的住手，不再继续打下去，总想以忍让来息事宁人。可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外交与争端的和平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双方力量基本对等的基础上的。在国力严重失衡的当时，日本就存了一颗志在必吞的虎狼之心，任何软弱都只能助长其贪欲和气焰。
中国只有以史为鉴才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也只有永远不断的强大才能够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部分资料取自二战经典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