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唐浩明先生高度评价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千万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
曾国藩，他在湖湘文化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页，其三百余封家书通过唐先生深刻并不失趣味的点评，结合原著《曾国藩家书》(电子版)的内容，我发现其中曾氏对“读书治学”有个十分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换而言之就是曾氏的读书史，治学史，我对唐浩明先生所说的“经验之谈”的感受尤为深刻，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曾国藩家书里的读书治学经验的一点体会。
曾氏家书里，关于读书治学部分，不外乎是对长辈学习情况汇报，对同辈则是达者的体会和交流，而对晚辈是读书治学的训示和指导，在这些书信中我大致将其归纳并总结为三个方面：读何书、如何读、如何写，我们且一窥其奥秘，探究曾国藩的读书治学之道。
一、读何书 千百年来，图书浩如烟海，随着科技的发展，书籍更是爆炸式的海量增长，这些作品良莠不齐而生命苦短，无论如何都不是哪一个人用一辈子就能读得完的，因此，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他们对值得一读的书籍的评价，对有价值书的遴选就成为读书治学时要提前慎重考虑的事了。哪些书值得读，怎么去粗取精地为自己选择或给他人推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读什么书，肯定是依读书目的而定。周国平先生曾把目的归纳为三类，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二是为了消遣，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纵观曾氏一生，显然我们可以排除第二类，于是看到的他在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诸弟的书信里所列出其崇拜的“作者清单”的时候，就不难理解其针对性是极强的，他在军务特别繁忙的时候，仍然花了好些时间，很工整地用篆、揩、行手书了一大卷《圣哲画像记》，要大儿子纪泽找出这三十二人之遗像描绘出来。
哪三十二人?唐浩明先生通过认真考证，得出了曾氏榜上有名的三十二位圣哲，他们分为五个门类：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庄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之圣贤、之才华，是属于全方位的，无法用某门类来局限。而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四人，属于孔门中“德行而兼”的政事之科。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在孔门则属德行之科，如果按姚鼐所说的学问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来分的话，那么以上四人归于“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属言语之科，归于“词章”类;许慎、郑玄、杜佑、司马光、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孔门属文科，归“考据”一类。
这里将三十二人名册分门别类地详细地摘要列出，我以为，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它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先人精典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之所以百余年后，湖南一师范仍保存有毛 泽 东对曾氏这份名录的《讲堂录》(即笔记)的原件，可见其影响之长远。
曾氏这份名单之全，涵盖之广，学问之深，曾氏在信中不禁道感叹：“此三十二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受用，有不能尽。”我不禁疑惑，以普通人之精力，就是花了毕生时间，也不知如何能够遍读如此大量的著作，且不说要掌握其精髓了，就是如曾氏这般能够把名册信手拈来，也非常人了。
在我们由衷佩服之余，也深深地疑问，如此这般的高大上、博全精，在实际读书治学中的可操作性有几何?曾氏自己又掌握了多少?这是一个值非常得研究的问题。但没多久，疑惑就有了答案，在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曾氏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以韩愈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也就十数，他们读的书，都不很多。而我们通认的博览群书的曾氏他自己所读，也坦承就是二三十种而已，并且所喜好的不过区区十余种，我们注意到，这里指的“种”只是书名，而不是先哲圣人的名下归类。
对曾氏《圣哲画像记》名录的大而全，而随后又对儿子给出少而精的做法，在这封信里他认真指点儿子由博返约，由粗到精的读书法门和道理，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了曾氏的矛盾呢?我个人认为前者对诸弟和晚辈而言，只是给大家树立先贤们的榜样，而在实操上，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我们当然也会好奇，曾氏随后说的二三十种到底是哪些呢，对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借鉴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参考了曾氏书信，也对照近代大师们所推荐的国学书目，比如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钱穆《中国人必读的九本书》、胡适《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就会发现均共有孔门系列人物，而且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的推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到胡适这里已经增加了佛教经书、休闲类了，比如《阿弥陀经》、《西游记》、《红楼梦》了，我们在排除个人兴趣的因素外，不难得出结论：经典仍然是经典，历史的发展也不会将其湮没，而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读书治学在进步，其目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限于篇幅，曾氏以及所列举大师们具体书目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而言之，我们大可不必追求大而全，在倡读经典的今天，该做减法的要做减法，该做加法的还得做加法，而经过历史淘洗的精髓，我们一定要保留，这是我们的根。
周国平先生有句有趣的名言;“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注1)，通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汰，曾国藩能够和前列后辈的名家所选书目产生一定的交集，我们不得不承认曾氏眼光老道，他是淘金高手，而他们也都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这些)书中自有黄金屋。
曾氏是个实用主义者，在实际中，他断不会把所谓三十二圣哲和自己喜爱的十一本经典作为唯一的范例来对家人们作出要求，我一直认为，宏观上，曾国藩的标准会高出很多，实操中，反而更具体入微，我们不难在其书信里发现(指导)对象的不同，时间的不同，他更注重选择实用的学者、达人和他们的著作，渐进变化其内容和深度，这在他往来的家书中举不胜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其家书读一读，逐一列出其兄弟、其子女成长过程所识的名家和所读的书目，也是一件很具有借鉴意义的事儿，做为粗探，就精简了这项雅事了。
二、如何读、写 曾氏对于读书治学是很有一套的，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明确指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这三者缺一不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要有志向，学习目的明确，其次要有见地，要谦虚，第三就是要持之以恒了。
曾国藩在信中要求弟弟们自己定一个“课程表”，要求每天坚持不断，且“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他自己先做表率，每天按自己拟定的“课程”严于律己，从不间断。(据考，他一生中其课表中所读史十页、记日记等亦曾稍有中断过，也相当难得了。)
曾氏是个狠人，有吸水烟袋的癖好，因为影响到了读书，说戒就戒了。我们知道，曾国藩一生清心寡欲，除了下(围)棋外，鲜有其他嗜好，能够狠己如此，兄弟们怎会不从?
“有恒”是很重要的，无论读书、做人，做事。曾氏家书中，对很多次强调“恒”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弟弟的信中，主要讲的就是“有恒”二字，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曾氏对儿子纪泽讲了还一个道理：年纪无分老少，事情不分难易，如果持之以恒，就好像种树畜养一样，每天看见其长大而不觉得。少年的毛 泽 东对此也有话要说：“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也正是他们的有恒，才有了曾氏流芳百世的人生，成就了毛 泽 东的一番伟业。
曾氏读书治学三要素显然重要，但也不过是站在宏观的高度，是大道理，我们再看看其实操和效果：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指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何谓四法，看就是我们通常的阅读浏览，读则是朗诵，写就是抄写，作是指作诗文。 曾氏的实操就是四字诀，看似简单，却是有讲究的。我们了解一下他具体怎么要求的：
看，必须“读书不二”，他认为多则必不能专，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对温弟说：“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叶，再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因此，在他看来，“看书”必须心无杂念，而且在通读，并粗知“大局精处”之前，不“断”章取义，因为这样可能对书籍的理解是不完整的，确实，我们如果不对作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翻翻书，就采撷某句或者某段精妙之处，实有管中窥豹的弊端。
读，有怎么读呢?当然是朗而诵之了。朗，声音清晰、洪亮。显而易见，这是必须步骤，曾氏一定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每每看到影视作品里古代幼童在先生的代领下摇头晃脑地高声诵读《弟子规》、《三字经》时，就不禁佩服先哲们的聪明。千百年来，朗诵一直被先生、老师作为一种学习的硬性要求被传承下来。现代科学早已证明，朗诵有助于开发大脑，引起兴奋，增加记忆，提高语言能力，所以这点不难理解。
写，抄写、做笔记。古人有云：“不动笔墨不读书”，曾氏深谙此理，在他眼里，“写”字诀，其一是抄书，常言道“读百遍不如抄一遍”，他不但要求家人这样，他自己也抄，经年累月，竟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全部抄了一遍;其二就是笔记了。在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信中要求儿子勤做读书札记时说：读书遇到“其惬意者，则以朱批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帙，则自然日进”，并为儿子树立了这样一个名家榜样，他十分敬仰的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的学问就是这样得来的。
次年九月再次书信指导儿子，一是读书“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收集成册，以方便作文时参考。何谓体面话头?就是平时看到的富丽辞藻，精彩语录，即如今《文笔精华》之类是也。二是读书要分类做笔记，时间一长，日积月累，书读渐多，哪些是孔孟之道，哪些是诗词曲赋，哪些是治学之理要分类整理，这样所学的思路才清晰，有条不紊。
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曾氏进一步要求儿子纪泽纪鸿对好的书中之好的部分(好上加好)，如《仁在堂》中佳者，是“读必手抄，熟必背诵”的，可见其对读书时作批注、做笔记、摘佳句、记问题是有明确要求的，而且更须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作，就是写诗作文了。对于动手能力，曾国藩是很注重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要求逐渐递进的，不求一蹴而就，这从往来的书信里就可以充分反应了出来。在对弟兄们起始的课表里就有写日记、每月作诗文数首的要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只是鼓励弟弟们说：“无论是否，且试拈笔为之。及今不作，将来年长，愈怕丑而不为矣”，及至后来，便将“才气峥嵘”、“作如火如荼之文”作为兄弟们的考评要求了，到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曾氏给儿子们的要求又上了一个台阶：“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可见，是先动起手来，再求好，再求精。
三、曾氏读书治学之特点简述 纵观曾氏一生，从道光三十年到同治十年长达30年的翰林和军旅生活里，其往来的家书里大致可以看出师从孔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弟弟们的信中说的很明白：“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为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强调读书之要重在格物致和，深受儒家的思想影响。
然而，中华文化的组成和发展不仅仅的儒家，其他思想和文化不断地影响不断地增强，如道、法家等，它们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曾氏读书治学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际遇到的问题而发生了很大改变，其读书治学的思想更加丰富而充实。唐浩明先生根据其家书、奏折和其他史料中就考证了他“一生三变”的情况，讲述了曾国藩从单纯儒家到接受法家和道家的过程，这对他“读书治学”的路线图是有直接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后来他给儿子的书单里加入了“算术”，也不反对其在数学、天文、地理的发展，可见他不受制于一家之言，能慢慢接受其他思想，这也是他成功秘诀之一。
对于曾氏读书治学，我们在其家书中看到了它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宏大的“系统工程”，他不光在思想上做工作，诸如“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等大道理，在实操中更是精细入微，逐一解析，譬如具体到某篇文字结构、某些词句分析等等，构成了他完整的体系。
在具体实行中，曾氏又是灵活的，他是一个严肃近乎古板的兄长、父亲，对“守恒”、按章行事可谓严之又严，在大儿子纪泽新婚半年就劝他离家去从师求学，几无人情;所谓灵活则反映在读书学习中反对死记硬背，也不希望(儿子)一天到晚埋头书房，其咸丰八年八月初三要大儿子纪泽“读书宜体察涵泳”的信就非常值得一读。
死记硬背，曾氏自己是深受其害的，坊传小时候放学回来，马上做家庭作业，背诵古文，恰遇梁上君子藏匿其中，他翻来覆去，总不得法，蟊贼嫌其苯，终不耐烦，竟出而背之。虽是野史笑话，他天资聪颖是说不上的了，因此坚信“为学譬如熬肉”，猛火煮后，再慢火细细煲之。
总而言之，我们在读书学习过程中，常遇到的一些难题，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部分，曾氏的家书里大都有很好的解答，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常言又道“富不过三代”，观曾氏后人，延续五代均有建树，其读书治学无疑是很成功的。而曾氏这个读书之法，也是我们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注：2021.10.20，于长沙，未经本人同意，谢绝各种媒体转载、推送。
注1：《周国平散文精选》之“经典和我们”篇(电子版) 参考书目：《曾国藩家书》，北方文艺出版社(电子版)、《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