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
苏子的一生，曲折无限，跌宕非常。他以伟大的人格、昂藏的气概、天纵的才情，赢得了千年的敬仰。
苏轼是否到过沈丘，于史无载。但我相信这位“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到过这儿。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沈丘所处的位置。
沈丘位于豫东南，与安徽省界首市、临泉县毗邻，向东一个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古称颍州的阜阳。更主要的，穿境而过的一条大河，上承河洛，下通江淮，使她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这条大河就是颍水，远从春秋时期就是一条中原与吴越之间重要的水路。以舳舻相望、樯桅连云来形容它兴盛时期的景象亦不为过。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出兵灭了都城在今沈丘的项子国。项的族人，就是从这儿携老扶幼，秉耜负笈，向四方迁徙的。三百年后，遥在沧海一隅的越国，为了支援魏、韩、秦与齐、楚争霸，派一员大将，率人把三百船的物资，越长江过淮河，经颍水转鸿沟(今西蔡河)，浩浩荡荡，一路送到了魏的都城大梁(今开封)。
自然，与颍水有关的故事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在此，我们只探寻苏子留于沈丘的雪泥鸿爪和沾溉千秋的事为。
我们先从苏轼第一次出京说起。
熙宁四年 (1071年)，三十六岁的苏轼，因为议论朝政得失，有忤王安石，由开封府推官改授杭州通判。当年七月，苏轼携续娶的妻子王闰之、十三岁的长子苏迈、一岁的次子苏迨，从京城远赴地近沧海的杭州。由苏轼所写《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的一组短句可知，苏轼是一路舟楫，飘转而下的。
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轼由京城到颍州要走的水路分为这样两段：
蔡河段：汴梁——咸平(今通许)——陈州(今淮阳)——项城(今沈丘)。
颍水段：项城(今沈丘)——颍州(今阜阳)。
途中，苏轼在陈州停留。他的弟弟苏辙和故人张方平在这儿。
苏辙也因议论朝政于前一年被黜，在此任陈州学官。张方平呢，说是故人，倒不如说是苏家的恩人。十六年前，张任益州(今成都)知州时，苏轼和苏辙就在父亲带领下去拜谒了他。张是极具豪气与卓识，初见苏轼，就呼之为天人。此时，张正在这儿任知州。另外，淮阴人、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游学于此。以致苏轼的舟楫还未到城下，苏辙和众人已站在岸上恭侯已久了。一时，荡漾着陈风楚韵的柳湖之畔，豪杰之士、英雄之才，星合云集。
苏轼与众人朝游夜宴，纵酒作赋，好不风流，直到两个月后，方告别故友新知，吟帆高挂，向颍州而行。
苏辙执意要送。他们一起乘流东下。
立于船头，望着“颍水非汉水，亦作葡萄绿”的汩汩流波，苏轼无限感慨：从二十六岁入仕以来，知书达礼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去世了，自己襟抱未展，又遭贬谪。“清颍东流，愁目断、孤帆明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一阕《满江红》怎能诉尽他一怀的凄怆?
他们到颍州的时候，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了。苏轼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和苏辙一起拜谒他们的恩师——在此闲居的欧阳修。
两个月前，在累章告老之后，欧阳修得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官阶致仕，重回他朝思暮想的颍州，在西湖边上筑庐而居。
湖上泛舟，亭下饮酒，苏轼在颍州又盘桓了二十天之后，方辞过恩师，别过子由，又西风征帆，从颍入淮，踏上了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征程。
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抵达杭州。
从这一路的行程看，苏轼路过沈丘已是无疑的了，遗憾的是我尚未发现他留于沈丘的一吟半唱。或许他们的帆樯曾于暮色降临的时候，悄然划入城外的一个埠口，一家人渔火棹歌里睡了一宿;或许他们登上了岸，穿街过巷，叩响县衙的大门，依例享受了一次免费的酒食……
此后，苏轼在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出知颍州时候路过这儿。但是，因为记载的缺失，历史留给我们的同样只有想象。至此，我们不得不转移话题，看一下除了九龙寺之外沈丘另一处与苏轼有些渊源的地方——八丈沟。
关于九龙寺，我已在《欧阳修、苏轼和九龙寺》一文中做过单独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言。我们只说后者。
“八丈沟”三个字，抛开它的内涵不讲，对不少沈丘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因为，若你驾车从沈丘上高速往南京方向行驶，在大约十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八丈沟”的标志牌。
八丈沟的前身百尺渠，为三国时期魏之大将邓艾在此驻军屯田时所开。它与蔡河相连，蔡河也即古鸿沟，而古鸿沟北接开封，西通荥阳。因此，百尺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上都是一条重要的漕运通道。
据《读史方舆纪要·宋会要》载：元佑四年(1089年)，陈州知州胡宗愈上奏说：“本州地势低下，夏秋之间，许、蔡、汝、邓、西京及开封诸处大雨，则诸河之水并由陈州沙河、蔡河同入颍河，不能容受，故境内潴为陂泽。今沙河合入颍河处，有八丈沟可以开浚，分决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界直入于淮。”
这里需要注释一下：上文中的蔡河，即苏轼出京过淮阳的那条河;沙河即今东蔡河，与前者同出一源。
其实，早在1070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就派遣一个叫陈世修的官员，沿着陈、颍一线八丈沟故道做过考察。他这样描述：“陈州项城县界蔡河东岸有八丈沟，或断或续，迤逦东去，由颍及寿，绵亘三百五十余里……”
陈世修文中所说的蔡河，指今东蔡河。而八丈沟，则是一条几乎与颍河平行的河道，从今沈丘境内直至今安徽省寿县。
到了元佑六年(1091年)秋天，也就是苏轼刚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不久，开挖八丈沟之议又提到了朝堂之上，并且，围绕着这一争论朝臣们竟然形成了立场鲜明的两个阵营。
元佑六年，闰八月，按惯常的认识，这是一个凶年。当时，从溽暑难耐的夏天至西风初肃的秋天，整个黄淮地区阴雨连绵，不少地方堤决河溢，房坍屋塌。京畿附近，水灾尤为严重。当地官员不究本末，以邻为壑，开沟掘渠，将水导入陈州境内，致使陈州各地积水成灾……于是，疏浚八丈沟似乎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事实上，在苏轼到达颍州的时候，已经有六处开始动工了。然而，有不少大臣认为，开挖八丈沟乃是一项劳民伤财、有害无利的工程。一时主开派和阻开派口争胜负，久而不决。
主开派的主要人物有：胡宗愈、崔公度、罗适、李承之;阻开派的主要人物有：曾肇、陆佃、朱勃、苏轼。
胡宗愈，此前为陈州知府，《君子无党论》的作者;崔公度，有奇才，深受王安石器重;罗适，开封府界提刑，著名的水利专家，被后人誉为“循声茂绩，有宋第一”;李承之，时任陈州知州。
而另一阵营亦非凡俗之士：曾肇，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异母弟;陆佃，经学家，陆游祖父;朱勃，词人朱敦儒之父;苏轼，自不待言。
总之，无论主开派，还是阻开派，都是当时的名臣，官德政声，身后亦彪炳于青史。但比之其他人，苏轼更是一个勇于作为、敢于担当的人。
苏轼到任以后，一是自己多方询访，二是派遣属下实地勘察，自蔡口(即蔡口镇，今项城北)至淮上，每二十五步立一竿——共立五千八百一十一竿——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淮之水位高于颍，颍之水位高于八丈沟。如果开挖八丈沟，则大水倒灌，不仅对颍州不利，而且对陈州也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为此，苏轼先后向朝廷上了《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最后，在苏轼的据理力争下，朝廷下令停止了八丈沟的开凿。
历史已经邈远，当年的人物也沉寂了去。如今，在沈丘县新安集镇和北杨集镇交界的田野上，八丈沟的遗迹还在，蜿蜒而干涸，平常得如乡间随处可见的一条沟壑。少有人知道，它有着不平常的故事;少有人知道，围绕着它曾发生过一次关乎陈、颍两州无数人生命的大争论。但它却载入了史册。“造福于陈”，是《淮阳县志》对苏子的评价。虽为区区之言，却将苏子的节操、苏子民胞物与的情怀传扬于万代千秋!
沈丘，也因苏子的经行，也因与苏子有些渊源的历史，拥有了一份难得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