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先恋后婚的感情基础，没有准备就绪的物质条件，授之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这样促成了一段婚姻，这是八九十年代最广泛普遍的婚姻模式，我的父母成年于这个年代，按部就班的进入了这个年代婚姻的固定模式。他们经历了岁月变迁，却演绎了幸福美满。
父亲是个泥瓦匠，从我记事开始，在我头脑中轮巡最多的就是父亲每天还未天亮之时就骑着自行车，挎着工具包，吃着凉蒸馍进城务工的画面;太阳下山之时推着自行车，流着满头汗，拖着泥布鞋进门时的画面;这两个场景成为我童年时候关于父亲记忆最多的画面，而母亲则像是一个“专职保姆”，每天早上为父亲准备好干净整齐的衣服，每天晚上为父亲准备好美味可口的饭菜。天阴下雨成为父亲为数不多的“节假日”，月末领钱成为父母最高兴的“庆祝日”，在皎洁的月光下品尝每天唯一的团圆饭成为在那个年代属于父母别有的“烛光晚餐”。
后来，父亲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刚开始为了节约人力成本，母亲就自然而然成为第一个被免费征用的劳动力，扮演起了工队上的“炊事班长”。随着父亲的工队走南闯北，进百家门，干百家活。迫于生计，每年元宵节刚过，父亲负责四处招人，母亲负责收拾铺盖。在这个阶段留在我记忆深处最多的画面就是卷成圆筒的铺盖捆绑在摩托车的货架上，父亲载着母亲，母亲提着锅碗瓢盆，向我挥手告别之后，便匆匆消失在尘土飞扬的村道尽头。我看着雾蒙蒙的道路尽头，慢慢等待，慢慢长大。直到今天才能够理解那辆小小的摩托车承载着的原来是我与父母的全部生活。
有一年暑假，父母把我接到了他们所在的工地上，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父母真实工作生活的场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理解了“同甘共苦”这个词的内在含义。父亲作为工地上的总负责人，每天不仅需要制定出今天的工程量目标，还要不断动态联系协调施工过程中各种原料的进场时间和进场数量，因为工地场地有限加之各种施工车辆进进出出，因此要求工地区域内不宜堆放过多的工程建材，这就要求在进行到某一施工环节时，施工原料必须提前运抵，这样才不会影响工程进度，另外还得准确计算出各种原料的需求量，确保供需恰当。父亲在处理着这些琐碎事宜的同时还得高度紧张的操心每一个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毕竟“安全无小事”。
和父亲同样忙碌的还有母亲，父亲忙碌在工地上，母亲忙碌在厨房里。由于土建工程都是力气活，所以在工地上吃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一个顶三”，母亲的工作量便可想而知，基于这样的工队特点，不仅要求母亲在规定时间内把饭做好上桌，同时还得每天变着“菜谱”内容轮流满足不同人的饮食爱好，让每一个“下苦人”都能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得到暂时的“停站休息”。发面、揉面、蒸馍、炒菜是母亲每天都要重复循环的几个工序，考验体力，考验耐心、更考验和父亲共同改变生活面貌的笃定决心。
我作为参与父母忙里忙外，并肩携手创造幸福生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仅为父母共同拥有着吃苦耐劳的生活品质而感动着，更被父母为了共同朴实平凡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折服着。粗放无味的工地生活成为见证和历练父母感情的试金石。一句朴实无华的“今天早早休息”成为那个年代最动听的贴心细语。无论春夏秋冬，准点按时和随时相见的相互对视成为属于那个年代父母最长情的陪伴。
苦尽才能甘来，父母们共同努力奋斗的那些年，不仅考验和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感情基础。相互体谅，携手前进，只为把日子过的更好的简单目标引来的却是家庭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小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给别人打工，到后来父亲骑着摩托车带着母亲四处问活赶工，再到今天父亲开着汽车拉着母亲到处指挥包工。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变迁的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父母历经岁月却弥久历坚的爱情。
都说婚姻当中有两种人是最值得敬佩的，第一种是在年少的时候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第二种是在成功之后，陪着自己的原配过好日子的男人。前者是爱的代价，后者是婚姻的责任。母亲在懵懂之时选择一贫如洗的父亲，这也许是她这辈子下的最大的一个赌注，赌的坚定，赌的执着，付出了爱的代价，得到了应有的幸福回报。父亲坚毅的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婚姻的责任，凭借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坚韧力量，打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翻身仗”，承担了责任，履行了承诺，成为母亲买的最值最好的“潜力股”。
属于父母的那段流年岁月，他们熬过了平淡，抗住了贫贱，成就了彼此，共赴了幸福。
